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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的成功之道

2018-09-18 09:56 今传媒  作者:孙菁菁

摘 要:2018年4月20日,湖南卫视、浙江合心传媒联合推出了生活服务纪实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自播出以来,收视率一再攀升。本文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研究该节目,从内容方面挖掘其成功的原因,发现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均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同时,在传递社会主流价值方面也有所助益,这对综艺节目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霍尔;编码/解码;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7-0184-02

一、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简述

斯图亚特·霍尔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杰出贡献是提出了编码与解码理论。

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将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1.“编码”的阶段,编码者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经历等主观因素加诸于电视符号之中,电视话语的意义由此产生;2.电视节目的“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于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即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3.意义再生的过程,即观众的解码阶段,观众所面对的是编码者加工过的内容,而不是原本的客观世界,只有通过“解码”才能把符号转化为内在意义。

对于话语的解码过程,霍尔提出了三个“假想的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假设受众的解码立场和发送者的编码立场是一致的,“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1];2.协商式立场,“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2];3.抵制式或对抗式立场,“观众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2],受众明白话语中所隐藏的意义,但根据自身的知识构架及语境进行解码,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的意图南辕北辙。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否认了消极的受众观,将受众纳入传播关系当中,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的生产理论,对于分析研究当今流行的电视综艺节目具有一定意义。

二、《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节目概述

截止2018年6月8日,《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芒果TV累计播放量为10.1亿次,单集播放量均在9000万次以上。其沿袭第一季的传统,记录明星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以吸引受众的眼球。节目的主要拍摄地点为杭州市桐庐县某村庄,四位主持人需在被命名为“蘑菇屋”的院落里“自力更生”——插秧、捕鱼、买菜、生火、做饭并用劳动向摄制组换取所需物品等;“招待来客”——参与节目摄制的明星嘉宾拨打“蘑菇屋”的电话定制想吃的饭菜,主持人需满足“客人”的需求,嘉宾通常在第二天到达“蘑菇屋”,与四位主持人一起劳作,吃饭、做游戏、唠家常。

节目以一种平和缓慢的节奏勾勒出一副“归田园居”的场景,这种“现代乌托邦”迎合了不少生活在高效快速的现代社会里的受众。

没有华丽的外景,没有新奇的游戏规则,节奏较慢的综艺节目已经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推出的制胜法宝,观众也逐步了解、熟悉,进而喜欢上这类节目。因此,在受众参与传播过程的今天,运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从内容方面探究这类节目的成功之道,进而探讨出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意义。

摘 要:2018年4月20日,湖南卫视、浙江合心传媒联合推出了生活服务纪实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自播出以来,收视率一再攀升。本文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研究该节目,从内容方面挖掘其成功的原因,发现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均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同时,在传递社会主流价值方面也有所助益,这对综艺节目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霍尔;编码/解码;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8)07-0184-02

一、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简述

斯图亚特·霍尔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杰出贡献是提出了编码与解码理论。

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将电视话语的流通划分为三个阶段:1.“编码”的阶段,编码者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经历等主观因素加诸于电视符号之中,电视话语的意义由此产生;2.电视节目的“成品”阶段,“电视作品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电视话语后,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于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此时的电视作品即变成一个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3.意义再生的过程,即观众的解码阶段,观众所面对的是编码者加工过的内容,而不是原本的客观世界,只有通过“解码”才能把符号转化为内在意义。

对于话语的解码过程,霍尔提出了三个“假想的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假设受众的解码立场和发送者的编码立场是一致的,“制码与解码两相和谐,观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1];2.协商式立场,“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2];3.抵制式或对抗式立场,“观众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2],受众明白话语中所隐藏的意义,但根据自身的知识构架及语境进行解码,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的意图南辕北辙。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否认了消极的受众观,将受众纳入传播关系当中,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的生产理论,对于分析研究当今流行的电视综艺节目具有一定意义。

二、《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节目概述

截止2018年6月8日,《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芒果TV累计播放量为10.1亿次,单集播放量均在9000万次以上。其沿袭第一季的传统,记录明星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以吸引受众的眼球。节目的主要拍摄地点为杭州市桐庐县某村庄,四位主持人需在被命名为“蘑菇屋”的院落里“自力更生”——插秧、捕鱼、买菜、生火、做饭并用劳动向摄制组换取所需物品等;“招待来客”——参与节目摄制的明星嘉宾拨打“蘑菇屋”的电话定制想吃的饭菜,主持人需满足“客人”的需求,嘉宾通常在第二天到达“蘑菇屋”,与四位主持人一起劳作,吃饭、做游戏、唠家常。

节目以一种平和缓慢的节奏勾勒出一副“归田园居”的场景,这种“现代乌托邦”迎合了不少生活在高效快速的现代社会里的受众。

没有华丽的外景,没有新奇的游戏规则,节奏较慢的综艺节目已经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推出的制胜法宝,观众也逐步了解、熟悉,进而喜欢上这类节目。因此,在受众参与传播过程的今天,运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从内容方面探究这类节目的成功之道,进而探讨出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编码分析

1.节目定位。尽管《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及第一季并未声称与韩国tvN电视台于2014年10月17日播出的《三时三餐》有关联,但通过对这两个节目的形式、内容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向往的生活第二季》是脱胎于《三时三餐》的。但与《三时三餐》将核心放在主持人制作一日三餐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将篇幅更多地放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上,友谊与关爱成为节目的重点。如,第二期嘉宾张杰“做客”蘑菇屋时,主持人何炅和黄磊专程买了一篮子土鸡蛋送给张杰的妻子谢娜以及新出生的双胞胎。再如第八期,主持人捏着嘉宾武大靖的脚踝,感叹运动员的艰辛与不易等等,这些点滴的片段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聊微信”的场景截然不同,将受众所渴望得到的温情与关怀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不难发现节目组在迎合观众胃口上的用心良苦。

2.场景设置。节目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其将场景设置在远离城市喧嚣的青山绿水中,在生活压力小、生活节奏慢的农家小院里自给自足、热情待客。在时长超过80分钟的节目里,大半的时间都是嘉宾与四位主持人一起在院落、田地及鱼塘里共同劳作的情境,好似真的是一家人在热情招待客人,这些“农家乐”元素对于那些生长在城市,远离乡村生活的受众来说,极具新鲜感。而所占篇幅并不多的黄磊的厨艺展示、刘宪华和彭昱畅的屡次出糗、何炅对嘉宾的温情以待都满足了观众对明星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的幻想,拉近了节目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吸引他们观看。

3.角色设定。整个主持团队是以“家人”的身份经营的,在这个“家庭”中,黄磊及何炅充当了父母的角色,两个儿子分别是刘宪华与彭昱畅,还有宠物小H、小O、彩灯等。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黄磊承担着所有家人和客人的饮食问题,为嘉宾戚薇做熏鱼,为武大靖、韩天宇烤串等等。作为“父亲”,黄磊还肩负着拍板决定“大事儿”的责任,如买煤气灶、向节目组换天然气等。作为一个家庭的粘合剂的“母亲”,何炅一贯给人以热心善良的印象,在节目中,他安慰、拥抱每个人,常常主导着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引发关于工作与人生、友谊与关爱的讨论。作为家庭的活力的代表,“儿子”刘宪华与彭昱畅负责着给家里田地插秧、去鱼塘捕鱼、上山寻找食材等任务。类似于家庭生活,这两个“儿子”常常收到来自“父母”的指导与包容。而作为萌宠的小H、小O、彩灯,则负责了日常劳作生活中的欢乐,小H、小O的打闹、游戏,彩灯或停止不动或到处乱窜的随意性子,都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

该节目所有的角色设定、角色职责,都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家人的形象基本相符,受众在观看时易产生代入感,使节目所营造出的“家”的温馨氛围更深入人心。

四、《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解码分析

1.“主导—霸权”式解码。“主导—霸权”式解码,是指受众在编码者的主导符码内进行解码,这是最为理想的、完全不失真的传播模式。编码者选取体现社会主流话语的信息,加工后又以符合受众知识架构、接收习惯的方式进行传播,使得编码和解码之间达到了意义的完全一致性。在《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中,编码者所构建的远离尘嚣、归隐田园的状态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自然的心理。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种种物质和精神的压力,编码者所展现出的这种与世无争、悠游自在的生活,有意识地迎合了受众所“向往的”、充满浓浓人情的生活,使得这档节目的受众接受度颇高。

2.协商式解码。协商式解码是指解码者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反对编码者的立场,双方处于矛盾的协商状态。在《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中,编码者打破了综艺节目中快节奏的叙事风格,没有设置各方的矛盾冲突点,和谐共处的情景居多。这对习惯了综艺节目中明星时不时“开撕”、激烈竞争的受众而言不免有些陌生。受众以中立的态度沉默地收看该节目,既不赞扬也不贬低。好像能接受编码者的意图,又好像不能完全理解其意图,作为一个矛盾的立场而存在着。

3.对抗式解码。对抗式解码是指受众完全明白话语中所隐藏的意义,但却根据自身的知识构架及语境进行解码,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的意图完全不同。对于一部分受众而言,他们能理解该节目话语中所表达的意义,但他们却用一种相反的方式去解码。尤其是既看过《三时三餐》又看过《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的观众,一方面,他们希望《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能像《三时三餐》一样,将节目重点放在制作餐食上,省去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情感渲染;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能将创新之处更多地体现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沿袭韩国综艺节目的套路。因此这些观众无法也不愿接受该节目,他们并不认同编码者所传递出的价值观念、知识构架等方面的内容。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是我国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慢综艺节目,其对于渴望逃离城市喧嚣的受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深究其成功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该节目准确把握了人们自古以来希望归隐田园、恬淡生活的心理诉求,以及渴望亲情、友善待人的交往期许,另外,该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自力更生、睦邻友好等,对既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通过对《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的研究与探讨,笔者发现,在传达电视话语时,编码者应清楚地认识,受众在接收话语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相反,他们是主动的,有些甚至积极发表自己的评论。如果编码者单纯地将自己的知识构架、价值观等主观因素加诸于电视符号之中,而不考虑解码者的背景及语境,那么编码者必然不能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电视节目想要长久地发展下去,必须做好前期调研工作,找准定位,满足受众的需要,倾听受众的声音,不止在节目内容与形式上要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受众的心理诉求,同时,也要传递主流价值,以获得更长久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59.

[2] 斯图亚特·霍尔.王广州译.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8.

[3] 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J].新闻与传播,2014(8).

[4] 杨博雅.基于编码解码理论的新派婚恋交友节目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 涂慧文.基于编码解码理论的城市形象宣传片意义生产研究——以南京城市形象宣传片为例[D].南京师范大学,2013.    

(责任编辑: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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