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 写意 写生活

矿山新兵图轴（国画） 131×97厘米 1974年 杨之光

9月18日，由武汉美术馆自主策划的水墨文章第五回“墨道无间——中国人物画研究展（1970—1985）”在湖北省武汉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王迎春、石齐、卢沉、伍启中、刘柏荣、李震坚、杨力舟、杨之光、陈立言、林墉、鸥洋、周思聪、郭全忠、唐大禧、梁岩、廖连贵共16位艺术家的125件作品及手稿，展品全部创作于1970年至1985年间，旨在揭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艺术面貌。

出于对当代水墨问题以及民族文脉的思考，武汉美术馆于2011年发起“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展”的学术展览项目，以期展现具有中国味道、强调骨法用笔的水墨作品。至今，该项目已围绕“写意精神”“文脉创化”“笔法维度”“色界变象”四个主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并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但在对当下水墨问题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发觉，不从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的背景及源头上来追问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就很难解释当下水墨生态的形成。由此，水墨文章第五回“墨道无间——中国人物画研究展（1970—1985）”诞生了。

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不难看出作品具有的三大特点——写实、写意、写生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中国画坛以苏联模式为艺术典范，奉行严格的写实主义，注重艺术的教育功能，强调文学化地塑造典型人物与历史主题，并进行情节性、戏剧性的刻画。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徐悲鸿、蒋兆和，以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写实的艺术手法来改造中国人物画，蒋兆和的《流民图》无疑是中国人物画史上一次重大转折，摆脱了传统中国文人画和宫廷画的束缚，形成了中国人物画的基本样式。此后的中国人物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徐蒋教学体系”的写实风格，都有着严谨的造型基本功，并顺应时代的要求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例如黄胄、李斛、李琦、方增先、刘文西等艺术家皆是在这样的艺术方针下进行创作，从《工地探望》《粒粒皆辛苦》《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均可以看出画家们的创作思路和写实才能。

此次展览选取的艺术家，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术学院培养出的第一代中国人物画家，如卢沉、周思聪、杨之光、鸥洋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他们在“徐蒋教学体系”下进行学习，在前辈艺术家的影响下进行创作，作品体现出扎实的写实功底，同时也能以坚实深厚的人物造型和单纯真挚的情感取胜。写实能力来源于他们所接受的美术教育，而真挚的情感则来源于艺术家们“写生活”的创作方式。无数次的现场写生，赋予了他们感悟生活和艺术再现生活的能力，艺术家们不断要求自己从生活中挖掘艺术形象，从内心去塑造艺术形象。如周思聪的《山区新路》，给观众带来的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劳动建设场景，这无疑与艺术家多次深入生活写生分不开。更为宝贵的是，我们也从这些“写实”的作品中看到了“写意”精神，可见艺术家们是用西画的写实技法来完善传统的创作体系，同时不断强调传统中国画中所特有的“写意”精神，将普世的人文关怀与生活感悟融入到个人创作中，使其作品具有清晰的时代烙印，适应了时代发展。回顾整个中国人物画史，正因为这批作品具备了写实、写意、写生活的三大特点，最终形成了写实人物画的样板，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批艺术家也因此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开拓者”，并为后来的中国人物画变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毫无疑问，此次展出的这些作品不仅承前，而且启后。

矿山新兵图轴（国画） 131×97厘米 1974年 杨之光

9月18日，由武汉美术馆自主策划的水墨文章第五回“墨道无间——中国人物画研究展（1970—1985）”在湖北省武汉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王迎春、石齐、卢沉、伍启中、刘柏荣、李震坚、杨力舟、杨之光、陈立言、林墉、鸥洋、周思聪、郭全忠、唐大禧、梁岩、廖连贵共16位艺术家的125件作品及手稿，展品全部创作于1970年至1985年间，旨在揭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艺术面貌。

出于对当代水墨问题以及民族文脉的思考，武汉美术馆于2011年发起“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展”的学术展览项目，以期展现具有中国味道、强调骨法用笔的水墨作品。至今，该项目已围绕“写意精神”“文脉创化”“笔法维度”“色界变象”四个主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并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但在对当下水墨问题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发觉，不从艺术形式与艺术语言的背景及源头上来追问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就很难解释当下水墨生态的形成。由此，水墨文章第五回“墨道无间——中国人物画研究展（1970—1985）”诞生了。

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不难看出作品具有的三大特点——写实、写意、写生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初期的中国画坛以苏联模式为艺术典范，奉行严格的写实主义，注重艺术的教育功能，强调文学化地塑造典型人物与历史主题，并进行情节性、戏剧性的刻画。作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徐悲鸿、蒋兆和，以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写实的艺术手法来改造中国人物画，蒋兆和的《流民图》无疑是中国人物画史上一次重大转折，摆脱了传统中国文人画和宫廷画的束缚，形成了中国人物画的基本样式。此后的中国人物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徐蒋教学体系”的写实风格，都有着严谨的造型基本功，并顺应时代的要求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例如黄胄、李斛、李琦、方增先、刘文西等艺术家皆是在这样的艺术方针下进行创作，从《工地探望》《粒粒皆辛苦》《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均可以看出画家们的创作思路和写实才能。

此次展览选取的艺术家，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术学院培养出的第一代中国人物画家，如卢沉、周思聪、杨之光、鸥洋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他们在“徐蒋教学体系”下进行学习，在前辈艺术家的影响下进行创作，作品体现出扎实的写实功底，同时也能以坚实深厚的人物造型和单纯真挚的情感取胜。写实能力来源于他们所接受的美术教育，而真挚的情感则来源于艺术家们“写生活”的创作方式。无数次的现场写生，赋予了他们感悟生活和艺术再现生活的能力，艺术家们不断要求自己从生活中挖掘艺术形象，从内心去塑造艺术形象。如周思聪的《山区新路》，给观众带来的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劳动建设场景，这无疑与艺术家多次深入生活写生分不开。更为宝贵的是，我们也从这些“写实”的作品中看到了“写意”精神，可见艺术家们是用西画的写实技法来完善传统的创作体系，同时不断强调传统中国画中所特有的“写意”精神，将普世的人文关怀与生活感悟融入到个人创作中，使其作品具有清晰的时代烙印，适应了时代发展。回顾整个中国人物画史，正因为这批作品具备了写实、写意、写生活的三大特点，最终形成了写实人物画的样板，成为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这批艺术家也因此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开拓者”，并为后来的中国人物画变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毫无疑问，此次展出的这些作品不仅承前，而且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