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彼行健 是谓存雄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手稿

《急就章》者，亦曰《急就篇》，迨至今日，已有2000多年的传承史，文献多载为西汉史游编写的识字教材。同时它也可称是一部汉代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其总字数仅2144字（包括东汉附入的128字），却包括130多个姓名，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个人体部位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该篇全文均用韵语写成，作为主体的名物部分用七言，姓名部分用三言，末章及东汉附入部分多有四言句。今传本共34章，东汉附入部分作为第33章、34章。

据高氏女婿尹树人之《高二适先生年谱简编》载，高氏著述《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自书稿草册是在1953年回到南京调华东水利学院工作，协助该学院教授陈肇经编写《中国水利史》之余，于次年始精研章草，搜寻《急就章》各类版本，排比审核，矫误正源，撰文著述，历时五载，至1954年始得定稿。

据高氏此稿的原序知，他考定《急就章》的兴趣和动机是从发现唐代经学大师颜师古的《急就章注》中的失误开始的。对于学术研究上的得与失，高氏认为二者都是相对的，他说：“今亦可云颜之失，即颜之得，吾无颜之失，即吾无吾之得。楚弓楚得，犹是理也。”并进而推论：“尝论君子无私，心无惜乎是非，而学不离乎公道，此学术上有益于人有用于世之事。”据尹树人为《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原稿出版所写之后记载，不知何故，前句的最后八个字和后句的全部，均曾被上海古籍版所删。尹树人还感慨：“今日回顾二适先生序文问世前后的遭际，何尝不是一种‘楚弓楚得’，而‘君子无私’则正是当今学术界应当发扬的一种精神，要提倡多做‘有益于人有用于世’的事。”

据前征《年谱简编》知，1964年4月30日夜，是书稿第五次校补定稿，全书总6万余言。而迨至1982年才在女儿高可可的奔走呼吁下，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亦使坠失1600余年的章草史料免遭烟灭。

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手稿

《急就章》者，亦曰《急就篇》，迨至今日，已有2000多年的传承史，文献多载为西汉史游编写的识字教材。同时它也可称是一部汉代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其总字数仅2144字（包括东汉附入的128字），却包括130多个姓名，400多种器物，100多种动植物，60多个人体部位器官，70多种疾病和药物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该篇全文均用韵语写成，作为主体的名物部分用七言，姓名部分用三言，末章及东汉附入部分多有四言句。今传本共34章，东汉附入部分作为第33章、34章。

据高氏女婿尹树人之《高二适先生年谱简编》载，高氏著述《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之自书稿草册是在1953年回到南京调华东水利学院工作，协助该学院教授陈肇经编写《中国水利史》之余，于次年始精研章草，搜寻《急就章》各类版本，排比审核，矫误正源，撰文著述，历时五载，至1954年始得定稿。

据高氏此稿的原序知，他考定《急就章》的兴趣和动机是从发现唐代经学大师颜师古的《急就章注》中的失误开始的。对于学术研究上的得与失，高氏认为二者都是相对的，他说：“今亦可云颜之失，即颜之得，吾无颜之失，即吾无吾之得。楚弓楚得，犹是理也。”并进而推论：“尝论君子无私，心无惜乎是非，而学不离乎公道，此学术上有益于人有用于世之事。”据尹树人为《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原稿出版所写之后记载，不知何故，前句的最后八个字和后句的全部，均曾被上海古籍版所删。尹树人还感慨：“今日回顾二适先生序文问世前后的遭际，何尝不是一种‘楚弓楚得’，而‘君子无私’则正是当今学术界应当发扬的一种精神，要提倡多做‘有益于人有用于世’的事。”

据前征《年谱简编》知，1964年4月30日夜，是书稿第五次校补定稿，全书总6万余言。而迨至1982年才在女儿高可可的奔走呼吁下，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亦使坠失1600余年的章草史料免遭烟灭。

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礼，时间逐渐证明了《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是《急就篇》全文校勘的一部学术力作。

更早的另一条有关高氏此书稿的情况，载于前征《年谱简编》。1961年春，时年58岁的高二适与著名学者马一浮在杭州会谈，马氏为《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此一书稿用隶书写下了书题。据高可可回忆，此行为高先生一人前往，回宁后高氏转述，马氏曾感叹“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在1962年小暑日，马氏给高氏的复信中，马对此书意见就更加详瞻了。

在这本综合研究性论著中，高氏对章草的字形源流、笔画省变钻研颇深。他是以当时可以见到的若干历代《急就章》传本、考校本，以及汉魏碑帖对勘，校以罗振玉、王国维、张凤诸家所搜集、释读之汉魏六朝之残简缣帛，并参考清代以来学者孙星衍、庄世骥、钮树玉、李滨等前贤的校勘成果，上溯两周籀篆、秦汉古隶、八分之字形演变，“排比章正、审核异同”。不唯如此，此书对于“凡与章法牵联之书，如《说文解字》《广韵》《玉篇》《唐说文木部写本》《五经文字》《干禄文字》《汉石经残字》《隶释》《隶辨》，以及今人马衡《汉石经集存》等，亦皆旁搜而博考之”，甄辨各家对字形的梳理异同与得失，择善而从，所得颇多，往往卓跞出人虑外，及案之故籍，成证确然，未尝从意以为奇巧焉。

高氏以考证《急就章》文字的草法及释正作为引子，旁征博引古今各种草书及篆隶资料，阐明章草以及今草每个字该怎么写，为什么这么写，以及这么写和那么写的细微差异之处。作者认为中国书法有着严格的一脉文化传承，所有师心自任的虚造，盖皆缘于不学。高氏认为：“盖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昔之工此书者，尊之为草圣，夫岂徒然哉！”

该稿草册所使用的出土文献，亦并不局限于当时尼雅楼兰新出土的《急就篇》残本，还广列历代传世秦、汉代碑刻与摩崖文字，在资料广度上可以说是超越前贤的。其研究方法，就是对章草字形的写法进行溯源，注重探讨书写给文字带来的演变起因与规律，归纳言之，就是“以籀、隶释章”。该书在广搜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文字学研究方法，得出不少前人所未及的正确意见。可以说，是书乃《急就篇》研究之必参著作。当然，缘于时代局限性，是书亦有一些不准确或有待进一步修正的观点。

另据今天所见到的材料知，高氏所撰此书之自序，亦有两稿之多，其中第一稿写于1959年全书完成之际，已先后两次随全书同时出版。第二稿写于1962年，这是高氏呈送其师章士钊审阅的。此稿在章氏1973年逝世后，曾多年不知去向，近年才被重新发现，现为连云港市江舜柱氏自拍场收藏。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虽然早在1959年即已完成，可是直至1982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惜高氏已于1977年逝世。因条件所限，当时这个版本系原稿缩印，而那篇最具“书法之妙”的序文，是以铅字排版，且有大幅度的删削。

由史料记载看，高氏终其一生亦以草书享誉时代，而被认为“颇有发明”者。今所见50岁后草书作品，其中已有取《急就章》及明宋克补本研习，气韵渐淳。为变古出新，再又参以汉隶《杨淮表记》《西狭颂》，楷书《贺捷表》《黄庭经》，行书《温泉铭》《李贞武碑》以及王羲之、张旭、杨凝式、宋克等人草书。65岁后，诸体贯通，草书突破前人窠臼，自创一格。形成“开章亦今亦狂”的独特风貌。他擅用狼毫作书，使转顿挫随心而运，寓柔而刚，劲健绰约；结体章、今互用，纵横开阖，曲之中险夷相生；布白一气贯通，字里行间辑让有序，顾盼多姿。章草笔画不连绵，“草体而楷写”，这是它的大特色。如果章草四贤中的前三家，多为章草之“草体而隶写”或曰“草体而籀写”的话，“草体而楷写”应该是高氏有别于前三家的重要特征。

高氏自己一直笃信“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主张习今草应从草隶（章草）、隶篆入门，则笔法入古、脱俗。在书法实践上，他巧妙地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既有高古的品格，又有奔腾跌宕之气势，尤以线条的劲幢、结字的紧密见长。看他的草书，直可谓“笔敛而秀劲如神，筋重而清明如在”，才真正感觉到那笔锋在纸上奔突的力度。高二适辞章、学问素养极高，尝自书“读书多节概，养气在吟哦”以自况，其作品往往洋溢出浓郁的书卷气。

依笔者的愚陋之见，欲借高氏而习章草者，高氏此一自书稿草册，以及前序、《新急救成，题两绝句》诗稿等三者，当为必参之法帖。

（作者系人民美术出版社项目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