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特征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人际关系必须依赖某种媒介来实现个体之间的交往，因此，媒介在社会中的运用和普及程度直接影响着媒介文化的形态。毕竟媒介“文化的特征，主要取决于在该文化中，偏重使用某种或某些媒介的人的比例。”［1］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语言、传播渠道对社会沟通、联系、理解、流传、制约产生不同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不同的媒介文化形态：印刷媒介造就了数千年的印刷媒介的文化，并由此促兴了工业革命后真正意义的大众媒介文化； 电子媒介导致视听觉为主导的电子媒介文化的盛行。当前，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经成为社会交往最主要的媒介。移动媒介将社会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强、弱关系群里，结成不同类型的虚拟社群，并日益模糊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时空界限，它在改变传统媒介生态的同时，也形成了移动社交媒介特有的文化特征。

一、技术图谱不断改变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生态

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看，媒介技术在不断实现对人体延伸的同时，也不断促使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媒介文化环境的更迭，即媒介技术不仅在改变传播形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匹配、改造相应的媒介文化生态上也起着引领性作用。当下，移动技术突破了有线网络对使用地点的限制，真正构建起Anyone（任何人）、Anything（任何事）、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way（任意方式）的“5A”传播、沟通、交流、共享的媒介文化生态。这其中，无线网络WN（Wireless network）、移动终端MT（Mobile terminal）、操作系统OS（Operating system）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移动传播生态的三大关键技术要素，同时也成为影响移动社交媒介文化生态变更的技术主导力量。操作系统的每一次提升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更加智能的人机对话语言，并继而演化为人与人之间更加便利的社交语言，而操作系统技术的提升也使其对第三方软件更加兼容，使更多的移动APP成为人们社交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为人们广泛的社交需求提供了便利；手机硬件性能的不断进步，使大屏移动终端、高清屏幕、高清摄像、高内存及高性能CPU成为可能，为基于特定信息载体形式的文字社交、音频社交、视频社交、图片社交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而移动网络宽带技术更是直接影响移动传播行为及时快捷程度最重要的技术力量。显然，无线网络、移动终端、操作系统构成的“WONTSM”移动时代的技术图谱，正不断推动着社交媒介生态的更新。

二、网络环境催生了多元的移动社交媒介文化语境

语境，是言语环境的简称，指可能对言语活动产生影响的诸多元素，如时间、地点、语言习惯、文化习俗、情景等。这些因素或显现为话语中的上下文或潜在于话语之外的主客观情景之中。英国文化学者爱德华·T·霍尔将人类的传播（社交）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类，其分类相似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热媒介、冷媒介。霍尔认为，不同语境下文化传播方式不同。高语境传播意味着传播信息的大多数内容往往以特定语境出现，而很少以看似清晰方式存在于信息本身，对于那些已经将这种特定语境内化于自身的受众而言，信息真实意义能被轻易理解，而不具有这种特定语境的受众则需要深度参与才能真正知晓信息的真实涵义。相对高语境而言，低语境传播往往以通俗、流行、直观的方式表达内容，其传播重在信息本身而无言外之义。

尽管传统大众媒介以大众交往桥梁的面目出现，但始终摆脱不了固有话语体系。在精英文化看来，大众文化话语体系过于直观、通俗、直白、浅显，难以体现抽象的内涵和思想，因此，尽管高语境文化并不一定“以一种极端对立的姿态与大众文化构成尖锐的冲突。”［2］但传统大众媒介的话语体系与普通大众的话语体系确实存在较大的语境差异。移动社交媒介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的语境，作为融合了高低传播语境的移动社交媒介，自然会重塑人类文化传播语境。目前，全国各类微信公众账号已达到1300多万，且仍以每天15万个的速长增长。由于微信用户平均年龄只有26岁，977%的用户在50岁以下，862%的用户在18~36岁之间［3］。这意味移动社交媒介的主要群体是年轻的用户，这些伴随互联网同时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不仅具有网上弱关系连接活跃、移动社交频繁，话语表达积极且语言创新能力强等特点，而且也是移动社交媒介其他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因此，也自然成为移动社交平台的主要争夺对象。为此，移动社交平台的传播者力图在保持原有高语境的同时，也主动采用短小、浅显、直白的网络流行语言，以其形成高低兼容的文化语境。尽管为迎合年轻群体而使用了一些格调不够高雅、品位相对较低的“火星文”，但也可以看出，这种高语境与低语境彼此渗透下的大汇合、大循环，不仅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交交往的亲和力，而且也丰富了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语境。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人际关系必须依赖某种媒介来实现个体之间的交往，因此，媒介在社会中的运用和普及程度直接影响着媒介文化的形态。毕竟媒介“文化的特征，主要取决于在该文化中，偏重使用某种或某些媒介的人的比例。”［1］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语言、传播渠道对社会沟通、联系、理解、流传、制约产生不同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不同的媒介文化形态：印刷媒介造就了数千年的印刷媒介的文化，并由此促兴了工业革命后真正意义的大众媒介文化； 电子媒介导致视听觉为主导的电子媒介文化的盛行。当前，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经成为社会交往最主要的媒介。移动媒介将社会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强、弱关系群里，结成不同类型的虚拟社群，并日益模糊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时空界限，它在改变传统媒介生态的同时，也形成了移动社交媒介特有的文化特征。

一、技术图谱不断改变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生态

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看，媒介技术在不断实现对人体延伸的同时，也不断促使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媒介文化环境的更迭，即媒介技术不仅在改变传播形态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匹配、改造相应的媒介文化生态上也起着引领性作用。当下，移动技术突破了有线网络对使用地点的限制，真正构建起Anyone（任何人）、Anything（任何事）、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任何地点）、Anyway（任意方式）的“5A”传播、沟通、交流、共享的媒介文化生态。这其中，无线网络WN（Wireless network）、移动终端MT（Mobile terminal）、操作系统OS（Operating system）已经成为影响和改变移动传播生态的三大关键技术要素，同时也成为影响移动社交媒介文化生态变更的技术主导力量。操作系统的每一次提升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更加智能的人机对话语言，并继而演化为人与人之间更加便利的社交语言，而操作系统技术的提升也使其对第三方软件更加兼容，使更多的移动APP成为人们社交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为人们广泛的社交需求提供了便利；手机硬件性能的不断进步，使大屏移动终端、高清屏幕、高清摄像、高内存及高性能CPU成为可能，为基于特定信息载体形式的文字社交、音频社交、视频社交、图片社交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而移动网络宽带技术更是直接影响移动传播行为及时快捷程度最重要的技术力量。显然，无线网络、移动终端、操作系统构成的“WONTSM”移动时代的技术图谱，正不断推动着社交媒介生态的更新。

二、网络环境催生了多元的移动社交媒介文化语境

语境，是言语环境的简称，指可能对言语活动产生影响的诸多元素，如时间、地点、语言习惯、文化习俗、情景等。这些因素或显现为话语中的上下文或潜在于话语之外的主客观情景之中。英国文化学者爱德华·T·霍尔将人类的传播（社交）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类，其分类相似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热媒介、冷媒介。霍尔认为，不同语境下文化传播方式不同。高语境传播意味着传播信息的大多数内容往往以特定语境出现，而很少以看似清晰方式存在于信息本身，对于那些已经将这种特定语境内化于自身的受众而言，信息真实意义能被轻易理解，而不具有这种特定语境的受众则需要深度参与才能真正知晓信息的真实涵义。相对高语境而言，低语境传播往往以通俗、流行、直观的方式表达内容，其传播重在信息本身而无言外之义。

尽管传统大众媒介以大众交往桥梁的面目出现，但始终摆脱不了固有话语体系。在精英文化看来，大众文化话语体系过于直观、通俗、直白、浅显，难以体现抽象的内涵和思想，因此，尽管高语境文化并不一定“以一种极端对立的姿态与大众文化构成尖锐的冲突。”［2］但传统大众媒介的话语体系与普通大众的话语体系确实存在较大的语境差异。移动社交媒介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社会交往的语境，作为融合了高低传播语境的移动社交媒介，自然会重塑人类文化传播语境。目前，全国各类微信公众账号已达到1300多万，且仍以每天15万个的速长增长。由于微信用户平均年龄只有26岁，977%的用户在50岁以下，862%的用户在18~36岁之间［3］。这意味移动社交媒介的主要群体是年轻的用户，这些伴随互联网同时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不仅具有网上弱关系连接活跃、移动社交频繁，话语表达积极且语言创新能力强等特点，而且也是移动社交媒介其他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因此，也自然成为移动社交平台的主要争夺对象。为此，移动社交平台的传播者力图在保持原有高语境的同时，也主动采用短小、浅显、直白的网络流行语言，以其形成高低兼容的文化语境。尽管为迎合年轻群体而使用了一些格调不够高雅、品位相对较低的“火星文”，但也可以看出，这种高语境与低语境彼此渗透下的大汇合、大循环，不仅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交交往的亲和力，而且也丰富了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语境。

三、全民化生产丰富了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产品

早在20世纪前半叶，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就指出，复制技术的出现，“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动”［4］与机械时代的复制技术相比，当今移动社交媒介的数字技术手段，使产品“复制”变得更加简单方便，如果说机械时代复制技术仅仅只是让作品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那么移动社交媒介运用的数字复制技术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显示了“复制”“生产”“消费”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狂欢。在以“30 秒文化”著称的社交媒介上，既有随时随地的个人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加关注”“跟随者”的“一键转发”，也有普通大众自我创造的黑色幽默、民间笑话、生活戏说，更有各类 “心灵鸡汤”的深度好文以及魔幻相册、美图秀秀等创造的炫动内容。然而无论是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傻瓜式”的“复制”，还是基于个人或传统媒介公众号的深度内容，为人们带来的裨益不仅是扩大了社交面，而且大量“复制”之后也具有了媒介文化产品更加多样化下“量产”的可能。

首先，社交媒介圈创造了特有的社交文化产品，并通过圈子与圈子的交合，使社交文化产品得以广泛地流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合了社交文化产品的创作群体，而创作群体的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结合，则不仅使社交文化产品具有全球化环境下“众产”“众筹”的基础，创作出百度百科、维基百科这类传统百科大全式的专业文化产品，同时也有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创造而出的“知乎”类方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移动社交媒介文化产品的全民化生产，都印证了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基于庞大社交群体下的文化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呈现以指数关系不断增值的趋势；其次，传播渠道的拓展和丰富也进一步促进了全民化生产。由于社交媒介平台具有跨介质、跨平台、跨疆域、跨渠道传播的特性，因此，社交媒介上的文化产品既能在本平台、平区域传播，也可以自由无逢地覆盖其他平台和其他渠道。比如，在我国，即时通信、社交网站、微博三大社交媒介在整体网民中的覆盖率各不相同，但三大社交媒介上的内容可以实现无缝对接、自由流通，而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使用不同社交媒介的群体参与到媒介文化产品生产中来；第三，基于垂直领域深度需求的助推，也使社交媒介文化产品类型创新更加富有动力。社会群体社交过程中对个性化、差异化表达的诉求本身就非常鲜明的，除了能更好地扩大社交活动以外，人们对日常生活、教育学习、商务工作等垂直领域文化产品的深度需求也更加独特，从不同“弱关系”那里获得不同信息的“定制指向”更加突出。比如，基于陌生人的需求活动诉求，通过目的前置和平台交友机制，直接链接身边陌生的人和人、人和事、事和场景，产生基于地理因素的地域风景图片、视频。再比如，通过构建陌生人与陌生人的关系网，快速打通线上和线下关系，快速形成基于美食点评、购物指南等需要的媒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混合路径。这种为满足社交中物质和精神层次细分的垂直社交文化产品的独特需求，反过来刺激了文化类型的创新和内容上的深度再造；第四，在社交平台融合数字技术支撑下，多形态社交文化产品的出现成为可能。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分析了时间媒介和空间媒介各自的特点，指出因媒介特性而产生了文化权力的偏向。但在社交平台上，由于时间和空间的融合，虽然文化权力的偏向短时难以完全消除，但传统意义上媒介传播的偏向已不复存在，文化产品的形态更加融合多样，并日益具有了大媒介文化的特性：由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化、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化、由程式化向差异化转化……从而打破了工业文化的产业模式和销售逻辑。

四、“短直快多视”成为移动社交媒介的文化体验

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发展越来越具有“人性化趋势”。任何后产生的媒介都是对以前媒介功能不足的“补救”和“补偿”。虽然从广义讲，所有的媒介都是人类的社交媒介，但传统大众媒介主要以公共服务方式为不同群体提供交流，更加注重大制作、大篇幅、大视野、大深度的“巨内容”，而移动社交媒介则与此相反，它“补救”和“补偿”了传统大众媒介在建立、维系社会个体关系功能上的不足，更加注重人们的交流和互动需求，并突出了这种交流互动中的生活化、个性化特征。因此，从社交方式上看，它由共同的爱好聚合成虚拟社区、由平等地位确保互动共享、由多个体支持单双向交叉；从社交内容上看，没有大众媒介体载的限制、没有长短的要求、形式上可简可繁、语言上可雅可俗，甚至是一张图片、一段微视频，一段语音，甚至一个简单的表情符号或一个漫画形象都可以用于个体之间的社交表达。这既是社交平台微介质的技术架构使然，也是人们社交行为圈子化、小众化、精准化的要求。因此，那些内容短小、形式活泼、表达幽默的内容往往成为社交文化产品的主力，人们也在这种社交中，进一步固化了短（简短）、直（直白）、快（快速）、多（多语言）、视（视频）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以快速扫描、跳跃略读，讲求速度至上、效率至上、实用至上、相互娱乐、众声喧哗的文化体验，既是当前社会文化消费的基本心理，也是对自我个性的强化，同时也是对传统积淀式、总体式文化固有路径的否定和“权威”文化的解构。

当然，人类塑造了媒介，媒介也同样塑造了人类。这种碎片式的文化体验的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毕竟这类文化体验主要以人类感性为主导,往往以牺牲人类理性力量为代价的,难免会“被一些矛盾、零散的形象所包围……(使)注入我们脑海的是支离破碎的弹片。”［5］即使有些移动文化产品也能产生深度的文化体验,但在移动社交平台上每日“泉涌”般内容面前、在碎片式的时间段内，人们也难以以理性的眼光去透视深度产品的价值，而“从根本上瓦解理性自律个体的型像”，“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碎片化的。”［6］只能在这种轻度文化体验中，将深厚、理性、智慧的人类文化压缩成感性、扁平、单一的向度，造成托夫勒所说的对社会的“轻度认知”。

五、娱乐因子是移动社交媒介文化的黏性剂

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茨曼认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7］印刷文化时代，读者接受的是有序的铅字组合编码，“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7］当前，在人们随时、快速、广泛社交需求的现实条件下，印刷文化所需的分类、推理和判断的理性主义日益势微，利用各类娱乐方式直接为它者释义的偏向愈发明显。首先， 追求快乐和享受是人类的天性，同时它也是“出于对现代史上持续积累的心理紧张与生理焦虑进行宣泄的内在需要。” ［8］有助于让平淡的生活更加美丽。微信所以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成长为拥有5亿多用户的移动社交媒介平台，其根本在于它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收入阶层人群的社会交往、群体宣泄、心理松弛的需求。因此，类似“冰桶挑战”“明星封杀令”以及把拥有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PS成笔记本甚至变成T恤图案等等，都成为人们社交过程中重要的社交话题和相互娱乐的手段；其次，由于社会关系是“通过个体交往形成的信息和情感、能量和物质、思想和行为交流的有机渠道。”［9］而为了维系和建立更多、更广泛的这种有机渠道，人们往往更喜欢用包括各种感官性甚至是身体性的“娱乐元素”来撬动其他人的泪点、笑点、痛点和尖叫点，以赢得人们的关注，增强与其他人社会交往的黏性；第三，社交媒介的自身特性也推动了这种偏向的加速。任何媒介都是通过“技术将一种知识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知识。”［10］作为迄今人类最融合化的媒介，社交媒介自身特性决定了它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知识转化方式的独特性——超强的元素融合和技术加载能力，使其具有最多样化和融合化的知识转化手段。而在多种知识转化手段中，以图片、视频、动漫和交互式图形无缝融合形成的娱乐“叙事流”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当然，如果仅将“娱乐”作为人们社会交往唯一的媒介文化因子， 那就难免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带有形式化、快餐化、功利化色彩的“眼球效应”，不仅难以实现人们社会精神交往的目的，而且也容易导致对世界的认知变得浅薄，长此以往，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文明形态。诚如加拿大媒介技术哲学家麦克卢汉所言，媒介的使用规定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人类的生活规则。移动社交媒介不仅创造了“拟态环境”，而且也将全社会拉入到这个环境的创造群体里。在生活媒介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今天，我们既为社交媒介惊人的文化创造力欣喜，又不能忘记德福勒“文化规范理论”的警言：“媒介不仅直接地作用于个人，而且还影响文化、 知识贮存，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11］既希望社交媒介能保持相对独立的文化品格，又希望社交媒介的运用主体在运用他们的过程中，能自觉遵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使这种新型的媒介文化在引领社会文化上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戴元光等．传播学原理与应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2］周毅.传播文化的革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15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5-08/24/c_1116346585.htm.

［4］(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5］(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美)尼尔·波茨曼.娱乐至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9］邓伟志.社会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1］(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