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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风来满眼春

2018-10-22 09:21 中国文化报

潮(油画) 177×196厘米 詹建俊 中国美术馆藏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2018)”在京举行。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装置作品共101件,分为“春风又绿”“春潮涌动”“春意盎然”三个部分,梳理了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以此反映社会的进步与艺术的革新,力图多角度地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术事业创作和发展的成就。

新思想打开新画卷

自1978年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艺术以此为转折点,开启新的篇章。开放的时代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当代艺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缤纷多彩之貌。展览的第一部分以“春风又绿”为题,共展出吴冠中、苏天赐、罗中立、广军等艺术家创作的21件作品。像吴冠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雪》,苏天赐的《早春》,宋雨桂、冯大中的《苏醒》,皆展现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万物复苏、百废俱兴的场景。这些作品中融入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浓郁的生活色彩,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对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讴歌。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并将发生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理论界围绕艺术创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维’,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终止于1966年,一位名叫郑季翘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形象思维’的观点就无人提起。”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建平梳理道。“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了‘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而‘形象思维’的讨论,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也推动了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法的新探索。”

潮(油画) 177×196厘米 詹建俊 中国美术馆藏

日前,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1978—2018)”在京举行。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装置作品共101件,分为“春风又绿”“春潮涌动”“春意盎然”三个部分,梳理了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以此反映社会的进步与艺术的革新,力图多角度地展现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术事业创作和发展的成就。

新思想打开新画卷

自1978年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艺术以此为转折点,开启新的篇章。开放的时代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当代艺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缤纷多彩之貌。展览的第一部分以“春风又绿”为题,共展出吴冠中、苏天赐、罗中立、广军等艺术家创作的21件作品。像吴冠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雪》,苏天赐的《早春》,宋雨桂、冯大中的《苏醒》,皆展现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万物复苏、百废俱兴的场景。这些作品中融入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浓郁的生活色彩,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呼唤,对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讴歌。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并将发生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理论界围绕艺术创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维’,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终止于1966年,一位名叫郑季翘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形象思维’的观点就无人提起。”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建平梳理道。“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了‘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而‘形象思维’的讨论,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也推动了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法的新探索。”

《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也认为,新时期美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讨论中,激起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思想反思,而正是这种反思带来的创作观念的解放,才真正推动了新时期美术在1985年后对开放的现代性的认知与理论探讨。“1979年吴冠中先生谈到艺术的形式美之后,1980年再次表述了关于抽象美的概念,进一步对美术作为一种审美作用的自身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这些思想的交锋都集中汇聚在1980年这样一个时代的节点上。”

呈现在展厅入口的作品,正是这一节点反映出的作品——画家罗中立创作于1980年的油画《父亲》,而这幅画也成为这次展览中令观众驻足的作品之一。

《父亲》不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形式语言,都有革新的意义,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普通事及普通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学者评价:《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于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画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还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画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现在、未来。

春潮涌动审美潮

展览的第二部分以“春潮涌动”为题,共展出刘开渠、彦涵、詹建俊、钟涵、潘鹤、广廷渤、李世南、唐大禧、田金铎、吴为山等艺术家创作的43件作品。如詹建俊的《潮》、彦涵的《春潮》、潘鹤的《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广廷渤的《钢水·汗水》、李世南的《开采光明的人》、董小明的《辉煌》、田金铎的《走向世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创作,描绘了改革开放的春潮奔涌而来,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钢花簇簇,乌金滚滚,在辛勤的汗水中,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在国际的赛场上,一枚枚奖牌闪耀着荣光。主办方表示,这部分作品意在展现中华儿女以顽强拼搏的斗志,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进,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刘开渠这辈人,奠定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基础。刘开渠作品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他吸收了外来的艺术技巧,以及更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传统艺术,把这两点相结合,刻画了非常生动、具有生活气息、反映当时时代气氛的人物形象。”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在“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中曾如是表示,这座艺术的大庙堂没有他们是建筑不起来的,因此我们纪念刘开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一方面要对外开放,另外一方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反映我们新时代面貌的中国艺术。

综合起来看,时代人文精神,时代美学推动着艺术审美。而对中国画而言,艺术家田黎明指出,许多中国画作品和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画风格,中国画语言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原”,从整体上提升了40年来中国画的人文境界和审美创造,这来自新时代、新语境、新方法之中的发自内心有感而发的人文体验。“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解放了思想,更使中国画家得以自觉地去体会伟大的中国文化,去体会改革开放的时代之美,去体会时代中的英雄、普通人所共有的真善境界,去建构心性中的自然之美,可以说这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和人文境界,中国画笔墨也由此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国现代中国画的人文性、民族性、国家性,了解中华精神。”田黎明说。

文化生态滋养多样实践

展览第三部分以“春意盎然”为题,共展出朱乃正、靳尚谊、韦尔申、刘焕章、文楼、朱铭、展望和向阳等创作的37件作品。像朱乃正的《春华秋实》、韦尔申的《吉祥蒙古》、展望的《假山石》、向阳的《烟江叠嶂》,皆向观者展现了新时期以来,复合多元的文化生态给艺术家的创作营造了宽松的氛围,他们以开放的胸怀自由吸收古今中外各种艺术资源,在观念与语言上进行积极的探索。样式繁多的创作手法,使得中国的当代艺术焕发着多元异彩的形态,和艺术创作中的盎然春意。展厅中田黎明的《窗外》,正是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艺术勇于创新的作品之一。

田黎明说:“我们在生活中去画劳动者,他们有着朴素的美,这种精神指向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中国画的笔墨中。当你掌握了中国画的技法和一些西方绘画元素,只有与自己的生活相碰撞并有感触时,这些元素它才能自然地转换为自己血脉中的一些营养。中国画的笔墨变化表现在这40年里呈现出对伟大劳动者、建设者的弘扬,尤其是对他们默默奉献和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体验,产生了一大批好作品。这40年里,中国画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包括主题创作,它还开拓出更多内容与形式语言的创造。”

高建平认为,当今天重新思考这一段历史时,我们会这样形容:这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朝气的时代,有着青春期所特有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有着对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渴求,也有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青涩、躁动和粗放。在新的热潮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个又一个曾经风行一时的流派、观点和人物也在被不断宣布过时。“这种状况不足的一面是新理论、新名词层出不穷,不断地追新,让人无所适从;而积极意义是突破了过去僵化的体系。针对在实践中出现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市场、文艺与科技以及在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理论的探索,在新的时代推动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这些作品向我们诠释了劳动者的美,其纯洁与崇高化为美的形式,在艺术家的世界里饱含着精神价值。”

除此之外,高建平认为,我们在讴歌时代的同时,还应重视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结合,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艺展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作品。通过这种结合,才能有效形成和不断推进文艺研究的深度发展,让文艺创作中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彻底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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