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审美观的来源

康有为 书法对联

“金石学”之名由清代王鸣盛等人明确提出，但“金石学”的研究，则滥觞于北宋，“碑学”是“金石学”的分支；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和赵明诚《金石录》这两部著作堪称“金石学”的奠基之作。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也是有关“金石学”的重要著作，文中虽以“帖”称钟鼎彝器铭文，但未能开启宋代“款识体”书风，不能与清代的“碑学”相提并论。宋代所谓的“金石学”其侧重在“金”不在“石”；”金石学“对佐证文献方面的作用远大于对书学审美的开拓。“金石学”由元、明两朝的式微转向清代的勃兴，与刻帖的翻刻失真、起居环境的转变、馆阁体（台阁体）对书学的制约和文字狱兴起而间接导致的访碑考碑风气的盛行等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碑板刻石发现得多了，写碑的人自然就多，书学理论也紧跟上来。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开篇即写到：“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史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阐述了研究“金石”的缘由及意义，虽沿用了“金石”这一名称，但后文的叙述已完全转向了“石”，在包世臣、康有为的理论构架中，“石”更占主要。清代对“金石学”中“石”的研究不断升温，“碑学”也从“金石学”中逐渐抽离出来，并深刻影响了书学的发展。

康有为 书法对联

“金石学”之名由清代王鸣盛等人明确提出，但“金石学”的研究，则滥觞于北宋，“碑学”是“金石学”的分支；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和赵明诚《金石录》这两部著作堪称“金石学”的奠基之作。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也是有关“金石学”的重要著作，文中虽以“帖”称钟鼎彝器铭文，但未能开启宋代“款识体”书风，不能与清代的“碑学”相提并论。宋代所谓的“金石学”其侧重在“金”不在“石”；”金石学“对佐证文献方面的作用远大于对书学审美的开拓。“金石学”由元、明两朝的式微转向清代的勃兴，与刻帖的翻刻失真、起居环境的转变、馆阁体（台阁体）对书学的制约和文字狱兴起而间接导致的访碑考碑风气的盛行等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碑板刻石发现得多了，写碑的人自然就多，书学理论也紧跟上来。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开篇即写到：“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史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阐述了研究“金石”的缘由及意义，虽沿用了“金石”这一名称，但后文的叙述已完全转向了“石”，在包世臣、康有为的理论构架中，“石”更占主要。清代对“金石学”中“石”的研究不断升温，“碑学”也从“金石学”中逐渐抽离出来，并深刻影响了书学的发展。

器物、文献意义上的“碑”与书学意义上的“碑”之间存在显著差别。有了“碑学”之实才出现“帖学”之名，书学意义上的“碑”与“帖”是非对立的、时常成对出现的美学概念。另外，康有为称“帖学”为“今学”、“碑学”为“古学”，以“碑学”为“古学”命名的方式并非孤例，甲骨文、金文，在书学视域下都是借器物名（文字载体名）来概述一种审美诉求。所以，唐碑在形制上是碑，在书学审美上是“帖”。

讨论碑学对当代书法的启示，不一定只能从前人的书学理论体系出发。一般认为书法的碑学理论源于阮元，他的《北碑南帖论》篇首，一语道出了金石材料对文献学、书学的重要价值。若把“碑”的出土与发现作为明清之际书学发展中的大事件，那么近现代同样也具备了酝酿大事件的温巢。沙老在《碑与帖》一文中讲到“帖，本来指帛书”，“竹帛”就是“帖”的源头。20世纪后半叶至今，简帛频频出土，简帛学的研究发展迅猛，改写、重写学术史，梳理学术源流的讨论还在热烈进行；与此相对，书学对简帛材料的运用方面还是略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