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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下机构媒体应对策略研究

2019-01-15 10:12 今传媒  作者:谢婷婷,周丽

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被大众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学者的文章中曾提到:“2016年,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政治事件的刺激下,并非新词的“post-truth”(“后真相”)使用率飙升,并入选《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的年度词汇(Word of the Year)。随后,关于“后真相”及其相关现象的讨论急剧升温。”[1]在一个情感和立场优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下,在面对众多新闻同时发布的情境下,其中掺杂众多虚假信息,机构媒体的回应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这成为了当下一个重要问题。要想更好地了解机构媒体的回应态度与速度,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广大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

一、后真相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闻,受众如何回应?

首先,我们需要具体定义“后真相时代下”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下,广大公众还是愿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却不像以往那么执着;公众更愿意相信和追寻那些在情感及立场上能够引发其共鸣的事件。而很多新闻也开始侧重对公众情绪的引导,更加注重新闻的故事化。“故事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形式,‘特洛伊木马’比任何历史研究的著作都出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故事。故事情节叙述从本质上讲比基本事实来的更加生动,包含着叙事者与倾听者的感情。”[2]如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强大的关注度。该文章写道:“主人公罗一笑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每天要花费高昂的医药费。她的父亲罗尔通过描述小女孩与病魔作斗争来呼吁大家救救小女孩并对其进行筹款。”大家对文章中小女孩的遭遇深表同情,为了尽快帮助小女孩渡过难关,大家纷纷转发文章并对其进行打赏。然而大众在转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事实来源是否真实,相反,完全依照自身对患病小女孩的强烈同情心去扩散信息。这也说明,罗尔深谙在社交媒体下大众对信息接收的心理特征,利用受众的同情心。在社交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大众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辨识事实的真实性。面对一些悲惨事件时,大众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有的思考方式和强烈的情感推动力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行动。这就给那些熟知大众心理之人一个可乘之机。

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推动了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后真相时代下”以情感和立场为导向的新闻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忽视对事实真相的探索和追寻。相反,每天乐此不疲的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圈子之中,在大量的信息之间选择与自己情感、立场和直觉相一致的信息接收并解读。曾有这样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2018年8月20日,德阳女医生和丈夫一同去游泳,期间有两个男孩子冒犯了该医生,安医生要求道歉但却遭到了拒绝,而且还向其吐口水,做鬼脸,外加一系列的侮辱性动作,安医生的丈夫情绪激动,便将该学生朝水里按。在经过协调处理过后,两位孩子的妈妈还是找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单位里大闹,要求单位将其开除。”在这之后,有微博博主在未经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发布文章《疑因妻子在游泳时被撞倒,男子竟在游泳池中按着小孩打》,被各大媒体转载。许多媒体和个人,为了蹭热度,盲目跟风,给当事人安医生造成极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最终安医生不堪网络暴力的攻击而自杀。在此次事件中大家对新闻内容的真实性置若罔闻,却盲目跟风的进行转载,给当事人带来了严重伤害。

“后真相时代下”传统新闻信息传播的格局发生变化:“关于事件的文本,在传统媒介中,它是相对静态的、封闭的,但是在‘后真相时代’,关于事件的文本始终是处于断裂、补充的状态。个体基于立场事件的理解和信息的补充,不断解构着静态事实,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和人们对于真相理解的渐进性使得真相不断被消解,而成为话语互动与意义重组过程中不断变化、衍生的复杂议题。”[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得到显著提高,促使人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同时鉴于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以及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度有限,受众只会选择接收与自身情感和立场相符合的新闻信息,同时自动过滤掉与个人立场有较大偏差的信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人,因而,广大民众愈发的感觉到,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来说。大家只支持与自己意见、情感和态度相一致的观点。

社交媒体发展下的“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效应”也在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和使用。“回音室效应”意指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意见在不断的进行传播,同时还会对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曲解,来吸引大家注意力。 “过滤气泡效应”是指在大数据时代下,各个网站利用对信息的搜集来提炼我们的想法和观点,搜索出它所认为的我们需要的信息,同时让我们一直沉浸在个体所搜寻的信息当中,这也就是促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效应促使受众的思想一直禁锢在自己的个人圈子之中,对外界的感知变少,总是幻想外界能够理解个体,但同时自身却对外界保持刻板印象。如我们在面对老年人摔倒问题时,我们的思考会变少,而是倾向于所有的问题都是老年人的错;同样,我们遇到老师体罚学生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弱者这其实这只是大众通过情感代入的方式在进行情绪发泄。

后真相时代下,人们开始更关注某件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事实真相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对事实进行拆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部分事实带来的情感足够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也能左右我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部分事实的发展对人们获取信息形成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催生谣言的兴起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被大众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在学者的文章中曾提到:“2016年,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政治事件的刺激下,并非新词的“post-truth”(“后真相”)使用率飙升,并入选《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的年度词汇(Word of the Year)。随后,关于“后真相”及其相关现象的讨论急剧升温。”[1]在一个情感和立场优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下,在面对众多新闻同时发布的情境下,其中掺杂众多虚假信息,机构媒体的回应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这成为了当下一个重要问题。要想更好地了解机构媒体的回应态度与速度,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广大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度。

一、后真相时代: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闻,受众如何回应?

首先,我们需要具体定义“后真相时代下”新闻信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这个时代下,广大公众还是愿意相信真相的存在,但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却不像以往那么执着;公众更愿意相信和追寻那些在情感及立场上能够引发其共鸣的事件。而很多新闻也开始侧重对公众情绪的引导,更加注重新闻的故事化。“故事是一种最原始的娱乐形式,‘特洛伊木马’比任何历史研究的著作都出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好故事。故事情节叙述从本质上讲比基本事实来的更加生动,包含着叙事者与倾听者的感情。”[2]如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强大的关注度。该文章写道:“主人公罗一笑被查出患有白血病,每天要花费高昂的医药费。她的父亲罗尔通过描述小女孩与病魔作斗争来呼吁大家救救小女孩并对其进行筹款。”大家对文章中小女孩的遭遇深表同情,为了尽快帮助小女孩渡过难关,大家纷纷转发文章并对其进行打赏。然而大众在转发的同时,并没有考虑事实来源是否真实,相反,完全依照自身对患病小女孩的强烈同情心去扩散信息。这也说明,罗尔深谙在社交媒体下大众对信息接收的心理特征,利用受众的同情心。在社交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大众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辨识事实的真实性。面对一些悲惨事件时,大众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有的思考方式和强烈的情感推动力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行动。这就给那些熟知大众心理之人一个可乘之机。

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推动了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也促使“后真相时代下”以情感和立场为导向的新闻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忽视对事实真相的探索和追寻。相反,每天乐此不疲的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圈子之中,在大量的信息之间选择与自己情感、立场和直觉相一致的信息接收并解读。曾有这样一则新闻引发广泛关注:“2018年8月20日,德阳女医生和丈夫一同去游泳,期间有两个男孩子冒犯了该医生,安医生要求道歉但却遭到了拒绝,而且还向其吐口水,做鬼脸,外加一系列的侮辱性动作,安医生的丈夫情绪激动,便将该学生朝水里按。在经过协调处理过后,两位孩子的妈妈还是找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单位里大闹,要求单位将其开除。”在这之后,有微博博主在未经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发布文章《疑因妻子在游泳时被撞倒,男子竟在游泳池中按着小孩打》,被各大媒体转载。许多媒体和个人,为了蹭热度,盲目跟风,给当事人安医生造成极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最终安医生不堪网络暴力的攻击而自杀。在此次事件中大家对新闻内容的真实性置若罔闻,却盲目跟风的进行转载,给当事人带来了严重伤害。

“后真相时代下”传统新闻信息传播的格局发生变化:“关于事件的文本,在传统媒介中,它是相对静态的、封闭的,但是在‘后真相时代’,关于事件的文本始终是处于断裂、补充的状态。个体基于立场事件的理解和信息的补充,不断解构着静态事实,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和人们对于真相理解的渐进性使得真相不断被消解,而成为话语互动与意义重组过程中不断变化、衍生的复杂议题。”[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得到显著提高,促使人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同时鉴于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和去中心化,以及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度有限,受众只会选择接收与自身情感和立场相符合的新闻信息,同时自动过滤掉与个人立场有较大偏差的信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都有自己所崇拜的人,因而,广大民众愈发的感觉到,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来说。大家只支持与自己意见、情感和态度相一致的观点。

社交媒体发展下的“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效应”也在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判断和使用。“回音室效应”意指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意见在不断的进行传播,同时还会对事实进行一定程度的曲解,来吸引大家注意力。 “过滤气泡效应”是指在大数据时代下,各个网站利用对信息的搜集来提炼我们的想法和观点,搜索出它所认为的我们需要的信息,同时让我们一直沉浸在个体所搜寻的信息当中,这也就是促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效应促使受众的思想一直禁锢在自己的个人圈子之中,对外界的感知变少,总是幻想外界能够理解个体,但同时自身却对外界保持刻板印象。如我们在面对老年人摔倒问题时,我们的思考会变少,而是倾向于所有的问题都是老年人的错;同样,我们遇到老师体罚学生这类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弱者这其实这只是大众通过情感代入的方式在进行情绪发泄。

后真相时代下,人们开始更关注某件事件的立场和观点,事实真相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在对事实进行拆分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部分事实带来的情感足够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也能左右我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部分事实的发展对人们获取信息形成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催生谣言的兴起和泛滥。

 

二、反转新闻:消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机构媒体如何回应?

某些自媒体在新闻制作的过程中,并不以事实真相为重,也不重视对新闻事件的跟踪报道,从而减少了对新闻事件的论证过程。反而在撰写新闻内容的过程中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制造各种新闻噱头,截取事件本源的部分片段进行夸大,选取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进行传播,这无疑会造成新闻的“失实”。“后真相”其实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产物,每当出现医患、师生和警民矛盾等事件时,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迁移”于此,进行简单的情绪宣泄,从对事实的争论转变为情感的困斗[4]。不仅如此,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再对新闻所报道及转载的事件进行检验,而是为了蹭热点简单转发,从而吸引受众注意,这实则是媒体和个人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安医生自杀事件”中,由于众多媒体和个人抛弃自身所固有的社会责任感,肆无忌惮对污蔑当事人的文章进行转载,给安医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致使安医生一步步走向绝路。

在遇到类似新闻事件的过程中,机构媒体不能仅仅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进行报道,毕竟对新闻的调查是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面对某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新闻时,机构媒体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调查结果,但是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交软件和资源优势发布文章,呼吁广大受众切勿跟风,要等待调查中的事实真相。

在重庆大巴坠江事件中,一开始大家都在纷纷指责女司机,认为是她逆行导致公交坠江,导致10余人遇难。在真相还没有完全弄懂期间,《人民日报》通过微博平台发布文章:呼吁大家要坚持等待事实真相的水落石出,避免谣言再次撞车,号召大家期待奇迹,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也一直坚持对真相的搜寻,很好的引导了公众的情绪,从而也很好的避免了公众对真相的揣测,造成大家的恐慌情绪。最后在事实清楚之后,《人民日报》还发文告诫公众在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做。此举做法既稳定了公众的情绪,同时也给予受众遇到问题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公众间的距离。

不仅如此,机构媒体在信息发布之后也很注重受众对信息的反向传达环节。正是因为机构媒体高度关注受众心理,保持与受众的紧密感,才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受众的参与感,让广大公众跟随机构媒体一起挖掘事实的真相。

三、后真相时代:机构媒体如何应对虚假新闻?

如何有效地对虚假新闻进行回应:在“后真相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有效的去引导受众泛滥的情感,从而更好的契合大众对信息的接受度。“传统媒体作为肩负公共服务大任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在目前信息混乱、失控的状况下,应该挺身而出,超越客观的事实报道,而重拾起新闻的立场与担当。”[5]

社交媒体的进步推动了公众新闻的发展,促使我们进入人人都可以制作新闻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制作新闻,并不意味每条新闻都具有传播价值,也不代表每条新闻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媒体或个人为了蹭热点、获取点击率和博取关注度,会恶意造谣来引发大众关注,这实则是有损大众的利益,从而不利于社会有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会引起社会骚动。在这个关键时刻,就需要机构媒体扮演发布权威信息的角色。在此次“重庆公交车坠江”这一新闻事件中,《人民日》报作为机构媒体的中坚力量,在稳定社会情绪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面临突发事件时首先要安抚好大众的情绪,切忌跟风报道,这有失机构媒体的本质。

四、结语

“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事实在经过多次修改后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同时广大受众更多时候是让情感和立场替代新闻事实。这导致更多的新闻媒体为了谋求关注度和个人利益,抛弃自身能够更好地为大众提供真实信息的理念和原则,转而去制造和传播能够煽动广大受众情绪“燃点”的新闻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权威的机构媒体,应当做好表率,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社会信息的有序传播。

参考文献:

[1]於红梅,潘忠党.近眺异邦:批判地审视西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话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8):5-24+126.

[2]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2):103-112+121+153.

[3]李畅,黄颜颜.后真相时代舆论内涵解读[J].新闻界,2018(9):88-93.

[4]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J].新闻记者,2018(5):28-34.

[5]彭增军.后真相时代新闻的立场与担当[J].新闻记者,2018(5):23-27. 

(责任编辑: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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