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传播格局下传媒教育的创新与探索

编者按：当今社会，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扑面而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多元化视野的逐步开拓，促使整个传媒教育产业进入到大变化阶段。新的传播格局、多样化的媒介技术，给新闻传媒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新闻院系教学方向和教学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素质。”媒体竞争的核心是人才，所以说，高等新闻教育肩负重任，这就要求国内传媒教育必须转型、变革。西北大学作为西部地区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积极顺应教育产业的发展潮流，通过“一院一策”等改革措施、实施卓越人才培养战略，迈进了“一流学院”“一流学科”的行列。本期，我刊有幸采访到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春泉教授，王教授长期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独到的学术理念使他在新闻传媒领域建树颇丰，而且其在中国新闻传播史、广告学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走近这位学者，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更有他对母校深沉的爱恋。

王春泉，男，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分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分委员会副会长，第八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评委，台湾《新闻学研究》评审专家，台湾《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顾问，空港新城顾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陕西省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长期致力于中国新闻传播史、广告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省级、厅级、校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学术著作11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学术成果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省优秀教材奖及其他奖励6项。

编者按：当今社会，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扑面而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多元化视野的逐步开拓，促使整个传媒教育产业进入到大变化阶段。新的传播格局、多样化的媒介技术，给新闻传媒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新闻院系教学方向和教学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素质。”媒体竞争的核心是人才，所以说，高等新闻教育肩负重任，这就要求国内传媒教育必须转型、变革。西北大学作为西部地区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积极顺应教育产业的发展潮流，通过“一院一策”等改革措施、实施卓越人才培养战略，迈进了“一流学院”“一流学科”的行列。本期，我刊有幸采访到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春泉教授，王教授长期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独到的学术理念使他在新闻传媒领域建树颇丰，而且其在中国新闻传播史、广告学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走近这位学者，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更有他对母校深沉的爱恋。

王春泉，男，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党报党刊研究分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研究分委员会副会长，第八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评委，台湾《新闻学研究》评审专家，台湾《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顾问，空港新城顾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陕西省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长期致力于中国新闻传播史、广告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省级、厅级、校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学术著作11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学术成果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省优秀教材奖及其他奖励6项。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王院长，您好！非常荣幸采访您。我们知道，西北大学是西部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72年，即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新闻学方向。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历程贵院硕果累累，请您谈谈学院的定位及发展目标是什么？对于学院建设您有什么规划？

王春泉：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教育肇始于1972年，1984年正式设立新闻学专业，2001年成立新闻传播学院。我们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体新闻传播学院人的持续努力，在发展愿景的牵引下，建设成国内有显著特色、有重要影响、西部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科高地，透过学院制度建设、文化形塑、资源聚合、学科建设、课程改革、社会合作、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建设，迈进“一流学院”“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我们的具体目标与定位是：通过持续的努力，将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建设成拥有充分的全球化发展视野，服务于国家和区域文化与社会建设，追求卓越精神，“学”“术”互动，充满实践智慧，有个性取向的现代新闻教育、研究剧场；通过持续的思维、方法革新，将学院建设成观念现代，空间广袤，问题意识突出，个性鲜明，能够周全地设计学术与社会议题，有效引领智慧力量融通聚合的大舞台，人才培养新高地；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与建设，将学院建设成拥有气质独立，发展建设思路个性，学院文化恰切，传播形象稳定，人才培养模式现代新颖，学科活性度高，汇聚优秀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交流持续、特色，社会价值明显的新式新闻传播学院。

我们希望在“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研究”“西部城乡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新媒体与‘一带一路’策略传播研究”方面拥有一定的学科优势，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文化研究”方面积累一定的建设成效。

通过“一院一策”等改革措施，我们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两年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2018最新软科学学科排名，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位列前25%，陕西排名第一。

记者：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发展更是势不可挡，在打破传统传播格局的同时，对新闻传媒教学与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可否谈谈贵院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是如何开展新闻教育事业的？贵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王春泉：凝视现实是重新出发的前提。简单地说，我们身处“半人马”的时代，用科技武装的四肢飞快地奔跑，而胸膛里跳动的却是同样古老而深不可测的人类的心脏；我们身处被称为“轻文明”的时代，“轻革命已经在我们和知识之间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并且创造了获取知识的新途径”，“信息生产模型II”已经取代了“信息生产模型I”，向跨学科寻找解放的新航线成为基本的态势。

因应形势，我们提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的西北大学思路，希望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通过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学院文化的坚强支持，瓦解式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培养卓越人才。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实施卓越人才培养战略，以学生能力养成为基本培养取向，围绕批判性思考能力、学习和创新能力、跨界合作能力、因应适应能力、口语和文字沟通能力、评估和分析数据能力等，培养德才兼备、具有现代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理论人、管理者、创业家、舆情人、公共传播人。

相应地，我们希望因应形势成为惯习，启思性的而非传统的课堂教学、管理者和教师的战略支持、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小班教学、学程制等）、协作式的学习文化等，成为新常态。

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程，实行“完全学分制”，充分为学生赋权，我们的想法是，学生应该成为“创造性的智者”而非“被动的知识学习者”。我们提倡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借助于丰富性（rich）、回归性（recursive）、关联性（relational）、严密性（rigorous）等教学取向，让课堂文化充分呈现旅程性（Currere）、复杂性（Complexity）、宇观性（Community）、会话性（Conversation）与社区性（Community）。 相应地，我们希望能够编写出适应新的学习者需要并让他们充分卷入学习语境的新教材。我们正在努力改革考核方式，希望透过“能力展示”和“学术跟进”两个环节，考察学生运用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标准答案考试，破除“高分低能”积弊。改革教学管理制度，设置一定比例的创新创业学分，建设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探索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学分机制，探索学生参与科研课题、项目实践新课程学分折算办法。压缩总学分，预留实践性课程学分；实行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以制度形态，确保学生创新创业无后顾之忧。

记者：贵院与多所国际院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在交流合作过程中，依您对国际国内新闻教育的了解，您认为国内的新闻教育和国际新闻教育有什么异同？这种跨国的学习交流对贵院人才培养及教研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王春泉：西北大学历来重视国际交流，将国际化发展视为强校、强院的战略选项。在我们看来，拥有良好的国际视野，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述好中国特色”的基本条件，只有两脚踩中西文化，才能写好中国故事的宇宙文章，充分叙述中国的人类意义。

按照学界的总结，国内新闻教育在培养模式、资源整合、社会对话、创新创意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僵化问题，“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这样的培养结构，还不能完全满足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社会需要，亟待改善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国外有些大学借助“教学医院模式”，使学院既是研究、教育单位，同时又是承担媒介经营、运转的媒介组织。新闻传播业务课程的教师担任电视台、报社的编审等工作，学生则兼任记者、主持人，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当下碰到的如何将学界、业界相融合的问题，将学生与老师、新闻教育与新闻生产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又或者，“新闻学院承包社区新闻模式”，使得“变实习为实战”“变课堂为现场”“变校园为社会”的理想成为现实；再如学院不再划分系、专业，而以项目覆盖全程学习等做法，以及“对话式教学”“研究式总结”“课堂上学生应该比教师更忙”“无所不在的评价与标准”等教学理念，在解构听信和依靠师长绝对威权的道路上，提供了参照。

近年来，我们和国外、境外的许多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常态，“1＋1”联合培养协议也正在签署中，国际、境外交流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的老师、学生由此进入了新的语境，广袤的“生命空间””得以养成，问题意识更加凸显，对话能力更强。我们的课程改革、教学理念更新，得到了部分的落实。

记者：目前，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问题。您的研究专长之一是中国新闻史，可否谈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我国新闻史研究有哪些“隐忧”和变革？

王春泉：中国新闻史学界充满了学科焦虑和自省意识，学者们借用利福德·盖尔茨、杜赞奇等学人的概念，提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问题，批评当下新闻史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等不足。我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33年，完全认同这个领域身处颠踬之中而意志弥坚的情怀与取向。

在我看来，新闻史学研究确实存在一些隐忧，其问题清单每每让人惊讶。例如，有些人只是看看报刊文章、最多再读一些当代作者的书就率尔操觚地开展“研究”与书写，其结果就像爱因斯坦讽刺的那样，成了“一个极端近视而又讨厌戴眼镜的人”，所写的“研究成果”，就像维吉尔讽刺的那样，把一点点有价值的想法淹没在废话的汪洋大海中；例如，有些人越来越脱离了那些需要广阔的知识才能驰骋智慧的问题，为了世俗的利益，选择一些易于求解的乃至于平庸的问题，玩弄小聪明，制造学术垃圾；例如，有些人简单套用、挪移外来资源，放弃了批判、辩证的努力，让学术研究变成时髦的竞技场，将自身武装成“战狼学者”，彻底放逐了寻找主体性、直面异质文化的学术责任；再例如，有些人放弃学术对话的姿态，排斥学术规范，将学术研究视为个人呓语，主观随意，拖拽着新闻史研究走向不名誉的道路。

新闻史研究要想摆脱“学术内卷化”的危机，绝非一朝一夕所可完成，需要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学人通易其事、分工协作、共同努力，始克成功。好在这种努力已经出现，跨学科资源的介入，已经在部分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实。新的研究已经尝试将新闻史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人类背景上加以考量，文明整体性意识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知不知”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向别的学科请业切问已经成为相对成型的学术姿态；古奇笔下的那种“仿佛是从高空的某个山颠之上望尽了脚下人类进步的辽远曲折的道路”、充满了“洞悉一切的惊人的想象”“通过一切事件并且就在一切时代之中窥见了那些道德的力量”“恰似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在一道阳光的照射下骤然闪烁起来”的“阿克顿景象”，已经开始代表性出场；校正“赫伊津哈问题”的努力，已经呈现，对话意识正在蓬勃地扩张中。

记者：母校是学子心中无法替代的心灵港湾，也是每位学子的情感牵绊。您从1985年留校任教至今，可以说，见证了母校发展历程中的点点滴滴，对于母校，您肯定有更为特别的感情，可否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王春泉：我是西北大学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与西北大学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确有很多的经验感受，也对西北大学充满了感情。

我是1981年进入西北大学学习的。那时候，我们的校园还很破旧，食堂也没有饭桌，大家买来饭蹲着围成一圈“聚餐”,生活确实艰苦。但是，在这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学园”里，意气风发的老师们言传身教，与我们一同阅读经典、讨论协商学术问题，努力促成我们与伟大的灵魂之间的人文对话。我记得我阅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学生阅读书目”上排列第一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实事求是讲，很多地方并未读懂，但是，我的确感受到了对话叙述的魅力，邂逅了古典文明的图景，养殖了任何解释都有可能只不过是意见而非真知的基本学术态度。现在，我依然对古典学充满了兴趣。我很感谢阅读经典给我前行的力量，例如如何在“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之后，紧接着辩证“知识的假象”，武装自身批判的自觉。我记得当年如何将歌德的《浮士德》与屈原被称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的《天问》放置在一起阅读的经历，经由这种阅读，我模糊地感受到了钱钟书先生“捉置一处”阅读方法的魅力，并进而经验了朗吉弩斯仰观宇宙的心得：“大自然把人放到宇宙这个生命大会场里，让他不仅来观赏这全部宇宙的壮观，而且还热烈地参加其中的竞赛，它就不是把人当作一种卑微的动物；从生命一开始，大自然就向我们人类心灵里灌注进去一种不可克服的永恒之爱，即对于凡是真正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因此，这整个宇宙还不够满足人的观赏和思索的要求，人往往还要游心驰思于八极之外。一个人如果四方八面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为什么生在世间的。”我对理论的兴趣和对历史的投入，除了工作安排的偶然性外，的确与西北大学的这种训练有关系。在我看来，历史意识实在重要，就像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在给波焦·布拉乔利尼之子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历史不可缺如，它不仅使生命悦泽，并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倘若一位七旬老人，因其阅历而被称誉为智慧的话，那么，一个思接千载的人，该是多么睿哲！的确，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是历经千古了。”

我感谢西北大学的培养，完全认同西北大学“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理念。我受西北大学多年教育并且得到了较好的支持，愿意在西北大学寻找解放的新航线、建构新的学科高地的途程中，做出自身力所能及的个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