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坚守只为粮安天下——记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的科学家们

“粮满仓，天下安。每日盘中餐，看似普通很平凡，自打有人的那一天，就怕遭饥寒。手中有粮心不慌，粮安天下，江山如磐……”一曲《粮满仓 天下安》，唱出了粮食安全在我国的重要性，也唱出了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几代科学家的心声与实践。

在河南省封丘县，没有人比周凌云更了解农民。在田边，戴着草帽，一双大手伸过来，粗糙而有力。老周是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原副站长，在这里工作36年。他有一个绝活，托住麦穗轻轻一掂，就知道约40颗麦粒长得是否饱满，该施什么肥，“我算是农民知识分子。”

生活在附近的67岁村民卜文元告诉记者：“我们能吃饱饭，多亏他们哩!”

河南封丘，地处黄河北岸，与焦裕禄同志工作过的兰考县隔河相望。这里是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黄河悬在地上，曾多次改道。多年来，其自然环境和兰考县一样，水患、风沙、盐碱地，给这方土地带来了深重灾难。

1964年开始，一群中科院顶尖科学家来到这里，治好了盐碱地。之后，他们还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其中既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竺可桢、熊毅、李振声、路甬祥等，也有王遵亲、傅积平、赵其国、俞仁培、张佳宝等学者。这里远离繁华都市，属于最典型的“纯农村”，他们以此为家，乐此不疲，成为麦田守望者。

这么多年，无论多么艰苦，没有一位因为环境艰苦而主动离开。如今，一群年轻科学家继续扎根科研，犹如奔腾的黄河水，在科研路上奔跑前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代代科学家选择在黄河岸边的农业县坚守55年?他们的科研有什么秘诀?

“粮满仓，天下安。每日盘中餐，看似普通很平凡，自打有人的那一天，就怕遭饥寒。手中有粮心不慌，粮安天下，江山如磐……”一曲《粮满仓 天下安》，唱出了粮食安全在我国的重要性，也唱出了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几代科学家的心声与实践。

在河南省封丘县，没有人比周凌云更了解农民。在田边，戴着草帽，一双大手伸过来，粗糙而有力。老周是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原副站长，在这里工作36年。他有一个绝活，托住麦穗轻轻一掂，就知道约40颗麦粒长得是否饱满，该施什么肥，“我算是农民知识分子。”

生活在附近的67岁村民卜文元告诉记者：“我们能吃饱饭，多亏他们哩!”

河南封丘，地处黄河北岸，与焦裕禄同志工作过的兰考县隔河相望。这里是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黄河悬在地上，曾多次改道。多年来，其自然环境和兰考县一样，水患、风沙、盐碱地，给这方土地带来了深重灾难。

1964年开始，一群中科院顶尖科学家来到这里，治好了盐碱地。之后，他们还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其中既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竺可桢、熊毅、李振声、路甬祥等，也有王遵亲、傅积平、赵其国、俞仁培、张佳宝等学者。这里远离繁华都市，属于最典型的“纯农村”，他们以此为家，乐此不疲，成为麦田守望者。

这么多年，无论多么艰苦，没有一位因为环境艰苦而主动离开。如今，一群年轻科学家继续扎根科研，犹如奔腾的黄河水，在科研路上奔跑前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代代科学家选择在黄河岸边的农业县坚守55年?他们的科研有什么秘诀?

接地气：科研追着问题跑

解放初，封丘是典型的老灾县，温饱成为大问题。100万亩耕地，有一半是盐碱地，粮食亩产四五十斤，流传着一句话：“冬春白茫茫(盐碱)，夏秋水汪汪(水灾)，一年四季忙，年年去逃荒。”

55年前，有一群穿着白衬衫的陌生人来到封丘，扛着洛阳铲和仪器，围着盐碱地转悠。面露饥色的村民不解：“你们弄啥咧?从哪里来?”

一位体态微胖、谈吐和善的中年人回答：“我们是中科院的，要治盐碱地，让大家吃饱肚子。”说话者是中国著名土壤学家熊毅，后来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

盐碱从何而来?熊毅发现，这里地下水位太浅，不足一米。土壤将水吸附上来，水分很快蒸发，盐分则留在了土壤表面。盐碱的源头是，这里离黄河太近，水侧渗到周边土地，加之当时认识所限，修筑了大量的引黄灌溉工程，抬高了地下水位，盐碱地由此产生。

熊毅带着当地干部，力排众议修改了引黄水系，让地下水位降下来，切断了盐碱源头。可是，如何快速治理盐碱地?他们几度实验，均以失败告终。熊毅走在田埂边，突然脑中灵光一闪，不如试试“井灌沟排”的方法。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盛水源村打机井。可是，当时既缺钱又没有电，熊毅采用“土办法”，找来柴油机，用大锥锅方式(群众用的打井钻)打井，买不起钢管，就用砖砌和瓦管代替。

熊毅带着人打了五眼深井，让村民带人挖好排水沟，试着用井水浇地，给土地“冲一冲澡”，很快，水带着盐分，顺着沟流走。

麦苗在地里长出来了，粮食产量一下子提高了。据盛水源村当年的大队会计刘振德回忆，“打井之前，每人口粮只有几两，第二年，每人能分七八十斤，再也不用逃荒要饭了”。

之后，这些科学家向国家争取了资金，给当地打了255眼机井。从1965年起，封丘的粮食平均单产再未低于过100斤，盐碱地从50.4万亩减至1969年的不足30万亩。

如今，盛水源村“命名”为“思源小镇”。在井旁，记者巧遇70岁的村民刘士魁，他参与过义务打井，“咦!俺们村现在变化可大咧，已经脱贫了”。

攒人气：科研与国家发展一起跑

国家一度面临着一场粮食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一度徘徊，而人口累计增长4895万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再一次落到这群科学家肩上。

1983年，这群科学家正式返回封丘，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建立，重新建立万亩示范田，确立长期研究的方针。

如何增产?为此，他们还发生过争论。有人认为，粮食短期增产太难了，不如把肥料分给农民，产量也就会上去了，解决起来省时省力。

时任老站长的傅积平并不认同，完全靠肥料来“轰”产量，这不是作弊吗?如果遇到旱年，光有肥料，没有水一定不会增产。最后，在激烈的讨论中“综合治理”占了上风，事后也证明了正确性。

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获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当时国家要求对土地包产到户政策不能轻易改变，而万亩试验区，必须把农民承包的土地连成片，就有人担心违背政策要担责任。如何开展工作?周凌云回忆，当地的干部帮着挨家挨户做工作，整合了四个大队做成了万亩试验区，“做好科研，一定要攒人气，才更接地气，这是老一辈科学家留下的工作方法。”

最终，他们在封丘找到粮食增产的答案，“井灌沟排”加上田、林、路、井、沟、渠基础设施建设。让这里的万亩示范田的小麦和玉米平均亩产上千斤，而同期周边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400斤。

1988年2月，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向国家汇报“封丘经验”，拉开了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的序幕。1993年数据显示，黄淮海地区的粮食增产，相当于全国增量的一半。科技界把这项综合开发，称之为农业领域的“两弹一星”。

“科学家与我们密切配合，一起干工作，给我们提供智力支持，封丘没有走弯路，找对农业发展的方向。”原封丘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人的王凯说，不经意间，科学家让封丘成为了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的策源地。

有朝气：科研跑在问题前

如今，新一代的科学家研究发生转向，并非一味追求粮食亩产，而是藏粮于技。他们提出一个重大命题——正确地看待化肥使用。

化肥使用是不是越少越好?他们经过30多年的对比实验发现，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长期施用化肥或许不能持续，而淮河以北的微碱性土壤地区，只要长期平衡适量施用化肥，能持续保持高产。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站长朱安宁介绍，这修正了“长期施用化肥不能持续生产”的观点，为黄淮海地区至今保持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提供了依据。

“我们研究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经验，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朱安宁解释，中国土壤基础地力对农作物生长的贡献率在40%左右，美国占到60%。因为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少，不能像其他土地资源充足国家一样，让土地休养生息。

因此，地力提升才是我国农业的关键。他们针对不同肥力等级的土壤实施不同的“减肥策略”，只有农田地力提升了，才能真正地实现化肥的减施。

如果说老一辈科学家让国人吃饱饭，而年青一代的研究则聚焦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他们的科研寻找了新的增长点——跑在问题前。

“华北平原水资源比较紧缺，我们正在研究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80后副站长马东豪说。他通过十几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当地的地下水位在持续下降。马东豪分析，一方面是粮食产量提高了，意味着耗水量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黄河调水调沙后，河床下切，水位下降，可能对地下水的侧渗补给也会产生影响。

“我们就是要通过持续系统的观测和研究，找到粮食生产与区域水资源变化之间的准确关系，未来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订和调整提供宏观的依据。”与此同时从微观层面，他和团队正在研究水分在农田里的运动规律，以寻找更合理的农田水肥管理方式，让水肥资源利用更高效。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马东豪介绍，试验站里的年轻人围绕农田水分问题，也开展不同角度的研究，比如有人研究土壤水分传感器，有人研究无人机低空遥感，还有人研究基于物联网的土壤水分自动监测和管理系统，“我们目标就是把相关成果集成，未来应用到农业生产。”

马东豪坦言，若种植规模上不去，使用这些设备并不现实。不过，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土地流转集中在华北平原已相当普遍，大规模的农业种植是发展趋势，未来可期大范围应用，“我们研究，至少要考虑未来10年后的中国农业需求，提前做好技术储备。”

养静气：科研跑起来心态慢下来

作为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下设的实验站，大多科研人员家在南京，但这里的年轻人却没有抱怨在封丘工作的困难。

“老一辈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比我们的条件艰苦多了。”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副站长马东豪说。

相比于马东豪十几年前来到封丘站，这里的科研条件发生了大变样：对比外国同行，封丘站的硬件已经没什么差距了，一到实验季节，不少国内外同行也会来这里做实验，这是老一辈科学家不敢想的事。

不过，这里的年轻人也会遇到困惑：在田间地头积累实验数据，最快也需要几年，相比于实验室研究，发表论文的速度自然会慢了不少，甚至会影响评职称速度。

青年科研者信秀丽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不到三年的实验，不发表论文。她坦言：“刚开始我也会因论文而焦虑，现在已经习惯了。毕竟搞农业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老一辈们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靠着扎扎实实解决问题。”

“言传不如身教，看着前辈这样做，我们也就跟着做。”她告诉记者，没有人跟他们讲大道理，这里年青一代与前辈们一样埋头科研。

“昨天就有农户拿着葡萄苗问我，枯苗是什么原因，我帮着他找资料，一起解决问题。”行政副站长马力笑着说，“这没什么，周凌云老师就是我的榜样。”

“这么多年，没有地方的舞台，我们也蹦不起来!”周凌云直言，做农业科研，不仅是写论文评职称，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同样有成就感。年青一代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离不开传承——踏实搞好科研，接地气;为当地农民服务，攒人气。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师徒循环”，师徒之间无须讲大道理，老师留下来，培养学生，学生留下来，再培养下一代的学生，如此循环，人员更迭，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团结协作的科学家精神随之沉淀下来。

“传承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我们把党建与业务相结合，用党建推动科研的同时，还帮助当地百姓从脱贫到奔小康，这是我们年青一代的使命。”担任该站第二党小组组长的马力说。目前，该站有19个科研人员，15人都是党员。

近十年来，年轻科学家继续取得成就，承担了国家973、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发表SCI科学论文370余篇，授权国家专利近60项，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励。该站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 “五年综合评估”中连续三次获“优秀生态站”殊荣。

目前，封丘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愈发显现，一路走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逃荒要饭，到七十年代末的人均收入不足100元，1990年的541元，再到2018年的11390元。

几代科学家的坚守，让农民的生活发生巨变，从吃饱了肚子，到挣上票子。如今，很多农民已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走出来，每年外出打工已达二十二万人次。封丘把农业产业的链条不断拉长，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子，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封丘的发展史，恰是中国脱贫攻坚史的缩影;封丘的蝶变，恰是新中国发展的缩影;几代科学家坚守初心的历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