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在新中国焕发新生

1954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很忙。8月，他刚刚举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在中科院历史一所任职。9月1日，即赴中华书局，谈点校《史记》三家注本事。此前，他已经和其学生贺次君一起开始了《史记》的整理。9月中旬，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指示吴晗和范文澜，在一两年内将《资治通鉴》标点出版。11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小组成立，聚集了王崇武、聂崇岐、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邓广铭等一大批著名历史学家共襄盛举，顾颉刚自然责无旁贷，出任“总校对”。1955年1月，顾颉刚拟定《资治通鉴标点凡例》，此后整整一年全面投入《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至1956年6月，由12位著名学者共同整理的《资治通鉴》标点本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大受欢迎。毛泽东同志收到样书后，表示满意。

此后，顾颉刚继续为中华书局点校《史记》，至1957年底，历时四年，最终“毕工”。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组织制定国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着手点校“前四史”。之后，点校整理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的工作迅速展开。《史记》点校本以金陵书局刊刻的三家注本为底本，顾颉刚、宋云彬、贺次君、聂崇岐四位共同参与整理工作，至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成为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贺礼。

1954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很忙。8月，他刚刚举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在中科院历史一所任职。9月1日，即赴中华书局，谈点校《史记》三家注本事。此前，他已经和其学生贺次君一起开始了《史记》的整理。9月中旬，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指示吴晗和范文澜，在一两年内将《资治通鉴》标点出版。11月，《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小组成立，聚集了王崇武、聂崇岐、张政烺、贺昌群、容肇祖、邓广铭等一大批著名历史学家共襄盛举，顾颉刚自然责无旁贷，出任“总校对”。1955年1月，顾颉刚拟定《资治通鉴标点凡例》，此后整整一年全面投入《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至1956年6月，由12位著名学者共同整理的《资治通鉴》标点本由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大受欢迎。毛泽东同志收到样书后，表示满意。

此后，顾颉刚继续为中华书局点校《史记》，至1957年底，历时四年，最终“毕工”。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组织制定国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着手点校“前四史”。之后，点校整理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的工作迅速展开。《史记》点校本以金陵书局刊刻的三家注本为底本，顾颉刚、宋云彬、贺次君、聂崇岐四位共同参与整理工作，至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成为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贺礼。

从1954年到1959年的五年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种史书《资治通鉴》《史记》即告整理完成，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文化史上极不寻常的重大事件。点校史书，由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直接提出选题，十多位最高水平的历史学家暂停其他工作，心甘情愿、不舍昼夜地拼命点校整理，而国家则为此提供了全面的保障。这两个项目，层级之高、阵容之强、出手之快、质量之高，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的确很不寻常！而顾颉刚先生作为中坚，可谓居功至伟。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阅读与写作生活发生了巨变，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全社会的主流。而要让接受了白话文的读者读懂古书，重新整理标点则成为必须。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识字运动，两三年间，成效显著，尤其是干部的文盲率迅速下降，文化阅读需求明显上升，对传统经典的阅读需求空前迫切，标点古籍，降低阅读的难度，让经典“为人民服务”，成为时代的急需。这就是点校本《资治通鉴》《史记》问世的时代背景。

同时，点校本《资治通鉴》《史记》的出版，也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开端，所创制的规范、达到的水平，成为以后古籍整理出版的标杆和典范。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程，经历此后20年的风风雨雨，至1978年全部出版，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而点校本《资治通鉴》《史记》，自出版至今60多年，始终长销不衰，成为中国人阅读的标准本。

进入新世纪，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及其团队承担了《史记》的修订工作，经过八年奋战，于2013年8月完成修订，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2006年，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建议，修订点校本《资治通鉴》。2017年，以陈尚君为首的团队开始了修订工程的筹备。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司马光诞辰一千年，点校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全面启动。

国史长存，文化常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奋斗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作者：顾青，系中华书局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