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能在中国实现？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一条45度倾斜的直线——东南半壁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西北半壁57％的国土供养约6％的人口。

这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20世纪30年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时提出的：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黑龙江的黑河和云南的腾冲一线为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被称为“胡焕庸线”。

东南部地狭人稠，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不同层面上制约各区域的发展，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为抢抓发展机遇，我国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一度超越警戒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下好全国一盘棋，落实“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要面临的考验。

几十年来，从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到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的稳步推进；从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的“先富带后富”模式，到产业转移互补、生态补偿等合作共赢的局面……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以“有形之手”引导市场，让资源更快更好地由东部先发地区向中、西部后发地区流动。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一条45度倾斜的直线——东南半壁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西北半壁57％的国土供养约6％的人口。

这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20世纪30年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我国人口问题和农业问题时提出的：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黑龙江的黑河和云南的腾冲一线为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被称为“胡焕庸线”。

东南部地狭人稠，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等不同层面上制约各区域的发展，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为抢抓发展机遇，我国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一度超越警戒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下好全国一盘棋，落实“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要面临的考验。

几十年来，从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到东西部扶贫协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的稳步推进；从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的“先富带后富”模式，到产业转移互补、生态补偿等合作共赢的局面……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以“有形之手”引导市场，让资源更快更好地由东部先发地区向中、西部后发地区流动。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时也比世纪之交明显缩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制表：杨曦、任妍、王柯涵

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中孕育、发展、完善，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成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践中一个鲜明的注脚。

为什么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能在中国实现？

东西南北一盘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制度保障

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党中央在擘画发展全局之时就已将全国统筹、各方协调的要求蕴含其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1988年，中央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赋予沿海地区“先发权”的同时，也明确了“先发支援后发”的义务，这就在思想战略层面为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厘清逻辑、定下要求。

1996年，按照“两个大局”的构想，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东部比较发达的13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区的战略部署，在制度层面为落实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设计了强有力的抓手。

北京对口内蒙古、上海对口云南、福建对口宁夏、江苏对口陕西、广东对口广西……中国大地上，由东到西、从南至北，协调发展大局拉开大幕。

2016年12月，在东西原有体制不变、对口帮扶原有结对关系不变、东西和对口支援原有管理体系不变的基础上，我国对一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帮扶任务和自身扶贫任务较重的东部省市适当调减帮扶任务，并扩大帮扶范围，实现了对30个民族自治州结对帮扶的全覆盖。

差异化帮扶、动态化调整始终贯穿于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制度性安排中。

浙江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周谷平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执行力保障。“正是因为具备制度优势，党中央和政府才能自上而下，从方针战略、政策组织等方面有意识、有机制地引导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挂职制度的安排下，大批干部从发达地区来到欠发达地区，不仅带动经验、技术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输出，更成为中央方针战略在落实层面的人才保障。

公开报道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先后组织９批干部人才援藏援疆。其中，17个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共1645人；各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4066名，已于2017年进疆工作。

最新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更是将“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基础差的地区或者单位工作实绩突出”列为破格提拔的必要条件。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戴宏伟指出：“从国家层面看，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密集，中央可以调动全国各个方面的资源，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等。”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6.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增幅为2013年以来最高。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西部地区1.71万亿元，占比44.4％，中部地区1.65万亿元，占比42.8％，有力增强了中西部地区财力，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在中央强有力的统一调配下，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在政策、组织、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也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创造性地开展支援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

全国上下一条心　各级主体主观能动性是制胜法宝

在中央统筹和各项政策的出台支持下，东西南北一盘棋，全国上下一条心，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持续开展起来。

周谷平表示，我国在开展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基层各级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形式多样的帮扶模式。

1996年11月，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组长。1997年，习近平来到宁夏，调研对口帮扶工作，部署“移民吊庄”工程，创造了东西部协作发展的崭新模式。

福建省闽宁办原主任林月婵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当时还有很多福建企业家作为经贸代表团也跟随我们去了宁夏，我们决定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学校、坡改梯、吊庄（搬迁工程）和菌草等四个项目中，并将其列入‘闽宁扶贫协作纪要’中。”

同年，被誉为“菌草之父”的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林占熺带着6箱草种来到闽宁，通过与团队的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培育出与当地水土相符的“本土蘑菇”。随着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在闽宁的推广，该项产业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让当地农民真正实现发家致富。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闽宁地区到处生机盎然。

上世纪90年代，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林占熺带着技术人员在宁夏种植菌草。　资料图

“帮扶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资金和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包括技术、人才、教育和医疗等多方面的帮扶结对。”戴宏伟说。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师于颖便是教育支援大军中的一员，2018年8月29日，她成为北京支援新疆和田的一位教师，她告诉人民网记者，她在来新疆前就暗下决心，要把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微视频理念传递出去，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微视频教学在北京各个学校已经广泛开展，在和田我刚提出这个想法，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颖说，每晚都在宿舍录制微视频课程，目前已经完成录制200多节，广受好评。

广东省援藏干部黄细花利用微博宣传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　来源：微博截图

拥有35万粉丝的广东省“网红”援藏干部黄细花在援藏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在微博上“打广告”，这也让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

离开浙江，奔赴新疆，浙江大学“组团式”医疗援助团队成为新疆兵团第一师医院的活招牌，浙江大学附属医院3年内选派3批次40名援疆专家，有效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牦牛改良、青稞种植、标准养蜂，天津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甘肃，开展技术推广应用，帮助甘肃贫困户解决种养殖技术难题。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里达镇收到上海市虹口区的专项资金500多万元，建起270亩的“食用菌产业扶贫示范基地”，让当地农民增收脱贫不是梦。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在江苏省帮扶下建成绿色产业园，引进6家江苏企业落户，真正实现“造血”功能。

……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各级政府、组织、机构、群众前赴后继地创造出形式多样、覆盖全面的支援模式，赋予了“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愈加丰富的内涵和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新时代添新内涵　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是可持续基础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一些发达地区已经进入“腾笼换鸟”的关键时期，许多传统产业转移步伐明显加快，但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这些产业仍具有较好的吸引力和带动力。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地区由于前期粗放式的增长，当地生态环境已无法承载产业规模扩张，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

发达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输出、产业转移，不仅是向外“输血”，更为自身“造血”腾出了时间和空间。

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经验表明，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选择。

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集聚效应下，资本和技术向一个地方迁移，这些城市因为生产要素和各个产业的集聚，形成了发达地区；而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需要将生产要素向周边其他地区转移。从欧美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中国中西部，产业转移无不遵循这一规律。

戴宏伟指出，我国发达地区在支援欠发达地区过程中，区域之间形成了合作互利的良性发展机制，自发地形成了良性循环的产业链条。

步入新时代，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更多地由“单向输送”转为“双向互补”，愈加体现出区域间协调、协同、协作的特点，使得“支援”的内涵愈加丰富、模式更可持续。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立正是又一生动实践。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更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绿色发展已成为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重要使命。而吸取先发地区的发展教训，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亦成为后发地区的共识。

如何让这些欠发达地区在付出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同时，可以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收获“金山银山”？

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一种答案。

2012年，安徽、浙江以水质“约法”，共同设立环境补偿基金。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则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若年度水质不达标，则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治理。自此，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拉开帷幕。

这项以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为补偿方式的公共制度安排，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新注解。

“对于西部当地来说，生态保护既是任务也是使命。”周谷平说，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让这些落实大保护的地区通过真金白银获得补偿，另一方面也为其提供了绿色成果转化的土壤，通过发展文旅、康养等产业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过去，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先富与后富、协调联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始终贯穿新中国的奋斗发展历程。

谋划已定，须久久为功。展望未来，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东西南北联合贯通，纵横上下齐心协力，中国共产党必将引领中国人民“一张蓝图干到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余尤宜、钟巧花、韩婷婷、吴雨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