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彩记忆：读吴冠中作品里淡淡的“意”趣

最近看到吴冠中先生的一组水彩写生，几乎都是其成大名前的作品。都很写实，在“实”中还融入了淡淡的“意”趣。那时的吴冠中，油画与彩墨的创作都未达巅峰，水彩写生虽然精彩，但未必有多少人去关注。其中有几幅北京风景的写生，画的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

第一幅是钟楼。在北京的古建筑中，钟楼是格外引人注目，又往往被人忽略的。它躲在壮阔的鼓楼后面，在鼓楼的映衬下，更显得瘦巧娴静。鼓楼的色调是红，钟楼的色调是赭灰。鼓楼是高调的，钟楼则很低调。画面上，一群鸽子从楼前飞过，一缕炊烟在楼下袅袅升腾。钟楼前还有一片民房，多为平房，屋顶都是灰白的，透出冬天的寒意和画家心中的诗意。左下角标注的时间是1954年，比我的出生早四年。许多年里，我住的地方离钟鼓楼很近，目睹了钟楼那一带的变化，还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不同年代的钟楼照片。我较近一次去时，画面上的那片民房均已拆除，扩建为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成了游客的集散地。

第二幅是烟袋斜街。北京颇有几处称为斜街的胡同，仅在什刹海旁边，就有烟袋斜街和白米斜街。虽称为“街”，其实都是胡同。这个城市的方正，是有历史的，连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西的，斜街成为胡同名，自然表示出它们的特殊（多与水系有关）。烟袋斜街史上以卖烟袋和烟叶成名，后来售卖的品种不断增多，还开了一家澡堂子。我曾在斜街的澡堂洗过澡，还在一户私家裱画店裱了一幅某公送我的山水画，花费当然比琉璃厂便宜，而裱工却并不逊色。什刹海风景区着力开发后，烟袋斜街的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穿行、驻足的游人络绎不绝，再不是吴先生1962年所画的那般景象了。

第三幅是雪后的会贤堂。会贤堂是前海北沿（沿读四声，带儿音）的一个大宅院，原为清代某高官私宅，后被一山东人经营成京城有一号的饭庄，院里有戏楼，临街的阁楼更成为饭庄的水景包间。吴先生早年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那时这个院子是艺师的宿舍，吴先生在此居住了很多年。如果我记得不错，画面上的正房就是吴家。在院内雪地上玩耍或扫雪的人中，或许就有他的家人或孩子。六十年代后期某天傍晚，我跟在吴先生的大公子可雨身后走进这个院子时，院内已无这般幽静的情景，吴家似也紧缩到了正房西端的一侧。暮色中，我看到吴先生蹲在屋里画架前作画的身影。已是掌灯时分，屋里却还未亮灯，昏暗的光线下，他癯瘦的侧影和心无旁骛的专注神态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最近看到吴冠中先生的一组水彩写生，几乎都是其成大名前的作品。都很写实，在“实”中还融入了淡淡的“意”趣。那时的吴冠中，油画与彩墨的创作都未达巅峰，水彩写生虽然精彩，但未必有多少人去关注。其中有几幅北京风景的写生，画的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

第一幅是钟楼。在北京的古建筑中，钟楼是格外引人注目，又往往被人忽略的。它躲在壮阔的鼓楼后面，在鼓楼的映衬下，更显得瘦巧娴静。鼓楼的色调是红，钟楼的色调是赭灰。鼓楼是高调的，钟楼则很低调。画面上，一群鸽子从楼前飞过，一缕炊烟在楼下袅袅升腾。钟楼前还有一片民房，多为平房，屋顶都是灰白的，透出冬天的寒意和画家心中的诗意。左下角标注的时间是1954年，比我的出生早四年。许多年里，我住的地方离钟鼓楼很近，目睹了钟楼那一带的变化，还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不同年代的钟楼照片。我较近一次去时，画面上的那片民房均已拆除，扩建为钟鼓楼之间的小广场，成了游客的集散地。

第二幅是烟袋斜街。北京颇有几处称为斜街的胡同，仅在什刹海旁边，就有烟袋斜街和白米斜街。虽称为“街”，其实都是胡同。这个城市的方正，是有历史的，连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西的，斜街成为胡同名，自然表示出它们的特殊（多与水系有关）。烟袋斜街史上以卖烟袋和烟叶成名，后来售卖的品种不断增多，还开了一家澡堂子。我曾在斜街的澡堂洗过澡，还在一户私家裱画店裱了一幅某公送我的山水画，花费当然比琉璃厂便宜，而裱工却并不逊色。什刹海风景区着力开发后，烟袋斜街的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穿行、驻足的游人络绎不绝，再不是吴先生1962年所画的那般景象了。

第三幅是雪后的会贤堂。会贤堂是前海北沿（沿读四声，带儿音）的一个大宅院，原为清代某高官私宅，后被一山东人经营成京城有一号的饭庄，院里有戏楼，临街的阁楼更成为饭庄的水景包间。吴先生早年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那时这个院子是艺师的宿舍，吴先生在此居住了很多年。如果我记得不错，画面上的正房就是吴家。在院内雪地上玩耍或扫雪的人中，或许就有他的家人或孩子。六十年代后期某天傍晚，我跟在吴先生的大公子可雨身后走进这个院子时，院内已无这般幽静的情景，吴家似也紧缩到了正房西端的一侧。暮色中，我看到吴先生蹲在屋里画架前作画的身影。已是掌灯时分，屋里却还未亮灯，昏暗的光线下，他癯瘦的侧影和心无旁骛的专注神态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81年我再次走进会贤堂时，是拜访《北京青年报》的副刊编辑谭深女士。她为我编发的小文《游丝》，是我在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她家住在二层，就是那临水包间中的一室，她的先生李楯（法学家）和我略有寒暄。后来我才知道，李楯的父亲是画家、美术教育家李瑞年先生，是吴先生的邻居，也是同事。艺师的美术专业后来并入我曾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成为美术系，李先生出任系主任。在李瑞年遗作展上，我留步欣赏多时的一幅油画《金银藤》，画的就是会贤堂院内培育的植物。

第四幅，据我判断是万寿寺。虽是写生，但非常严谨，桥栏、瓦檐等处画得相当精细，虚实处理、水分的控制也特别得当。此寺地处西直门外高梁桥西，曾是慈禧西去颐和园途中的一处行宫，后曾为东北难民子弟学校（或许老舍笔下拉车的祥子也跑过寺前这条路，拉的是清华或燕京大学的某位教授），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处，最终的用途是北京艺术博物馆。

四图四景，现在的读者，即便是美术爱好者和吴先生的粉丝或研究者，也未必能说清究竟了。我的喜欢，一是它们能勾起我的记忆，二是水彩画本身，不是哪个画家都能画得来画得好的，它带有轻音乐般的特点。我想，如果据此制作一套明信片，应该不会滞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