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台在社会治理中的作为及影响探析

摘要：创办10年以来，湖南益阳电视台调解类栏目《和为贵》既是报道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见证者又是建设者，积极主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有效拓展了全新的媒体工作空间和发展生态。随着媒介技术数字化、传播平台服务化、服务功能聚合化日益演进，现代新型主流媒体理应从事件的旁观者、生活的记录者向事业的参与者、社会的建设者转变，以更加自觉主动的姿态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中。

关键词：城市台；社会治理；调解；作为

“家长里短，情义不能丢；为人处事，规矩坏不得；万事和为贵，人和万事兴；和事佬行动——和为贵。”这是湖南益阳电视台《和为贵》栏目的宣传语，也是《和为贵》栏目的追求。从2010年3月创办以来，《和为贵》积极主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深入基层、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既是报道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见证者又是建设者，10年间已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500多起，成为当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一、媒体人社会责任感催生了《和为贵》栏目

社会生活中，朋友积怨、亲人反目、邻里纷争等矛盾的起因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矛盾没有及时化解，或者说根本没有人来化解，最终酿成大纠纷。《和为贵》的创办得从10年前的两起惨案说起：一起是桃江发生的刺死两人血案，其起因竟是邻里多年间为争一个毫厘不值的竹篱笆；另一起为赫山衡龙桥社区刺死两人的血案，仅仅是因为死者多年来不肯移平凶手门前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小土堆。接连发生在市域范围内的两起惨案深深触动了媒体人。怎样调和类似的矛盾？怎样更科学地调控治理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媒体在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可发挥怎样的作用，充当怎样的角色？

媒体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促使益阳电视台推出以调解社区矛盾为己任的《和为贵》栏目，为促进和谐社会尽媒体之责。《和为贵》立足找出问题的根源，通过“和事佬”现场说理说法、讲情讲义，达到治标治本、打开当事人心结、化小化了、排解生活中的矛盾的效果，同时通过媒体这个平台，充分发挥媒体的公信力，倡导和谐相处、包容理解、互利互让的为人处事原则，达到共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摘要：创办10年以来，湖南益阳电视台调解类栏目《和为贵》既是报道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见证者又是建设者，积极主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有效拓展了全新的媒体工作空间和发展生态。随着媒介技术数字化、传播平台服务化、服务功能聚合化日益演进，现代新型主流媒体理应从事件的旁观者、生活的记录者向事业的参与者、社会的建设者转变，以更加自觉主动的姿态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中。

关键词：城市台；社会治理；调解；作为

“家长里短，情义不能丢；为人处事，规矩坏不得；万事和为贵，人和万事兴；和事佬行动——和为贵。”这是湖南益阳电视台《和为贵》栏目的宣传语，也是《和为贵》栏目的追求。从2010年3月创办以来，《和为贵》积极主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实践，深入基层、走进社区、贴近群众，既是报道者又是参与者，既是见证者又是建设者，10年间已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500多起，成为当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一、媒体人社会责任感催生了《和为贵》栏目

社会生活中，朋友积怨、亲人反目、邻里纷争等矛盾的起因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矛盾没有及时化解，或者说根本没有人来化解，最终酿成大纠纷。《和为贵》的创办得从10年前的两起惨案说起：一起是桃江发生的刺死两人血案，其起因竟是邻里多年间为争一个毫厘不值的竹篱笆；另一起为赫山衡龙桥社区刺死两人的血案，仅仅是因为死者多年来不肯移平凶手门前一个不到3平方米的小土堆。接连发生在市域范围内的两起惨案深深触动了媒体人。怎样调和类似的矛盾？怎样更科学地调控治理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媒体在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可发挥怎样的作用，充当怎样的角色？

媒体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促使益阳电视台推出以调解社区矛盾为己任的《和为贵》栏目，为促进和谐社会尽媒体之责。《和为贵》立足找出问题的根源，通过“和事佬”现场说理说法、讲情讲义，达到治标治本、打开当事人心结、化小化了、排解生活中的矛盾的效果，同时通过媒体这个平台，充分发挥媒体的公信力，倡导和谐相处、包容理解、互利互让的为人处事原则，达到共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二、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贡献媒体力量

（一）现场调解，传递媒体温度

《和为贵》栏目突破了一般电视调解节目说教式、虚拟化的演播室调解模式，深入矛盾源发地，帮助矛盾当事人面对面调解，将演播室搬到社区小巷、农家小院、车间工地，以生活原生态取代虚拟场景，变过去的闭门调解为现在的开门调解，通过对基层矛盾的直接介入，以入情、说理、讲法的方式打开当事人心结，化解矛盾纠纷。如《拉直七转八拐排水沟，拉平邻里十年心结》这期节目中，栏目编导兼现场“和事佬”亲自动手立桩撒灰划界线，现场开挖出一条排水沟，使十多年的邻里矛盾得以化解。每一次《和为贵》栏目调解现场，“和事佬”都说理说法，讲情讲义，以群众利益为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为贵》栏目长期调解矛盾纠纷，拓展了媒体的积极影响。其采编影响已由单纯的播出效应，转变为立体型的、多维度的影响。现场调解、现场说法，《和为贵》近200名调解员大多具有专业的法律背景，其中不乏律师、退休法官和检察官这样的法律从业者，此外还有调解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志愿者。一场调解就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每一次调解后，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都有所提升。即使有时调解不成功，老百姓也从心底里为媒体俯下身子走基层，整合资源解民忧的诚意和付出感动，从心底里为媒体点赞，这让普通老百姓近距离感受到了媒体的温度和亲和力。

（二）整合资源，彰显媒体力度

《和为贵》是媒体主动服务社会的一次有益探索，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彰显媒体影响、树立媒体形象的一次积极尝试。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社会需要一种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流与沟通的整合工具，大众媒介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中介机构和整合工具①。《和为贵》栏目克服困难、自加压力，充分发挥媒体的整合功能，充分挖掘社会资源，整合了法律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基层干部、民间人士的力量，成立了“和事佬”社区服务公益团。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和事佬”社区服务公益团成员在媒体的感召和组织下，凭一腔热情，以各自的智慧和社会阅历，无偿服务广大市民，成为媒体服务社会的有力帮手。如《祖传宅基地起纷争，兄妹互让合家欢》这期节目中，一家四兄妹为一块祖传宅基地闹了4年，一家子吵也吵了，架也打了，一直没有解决。《和为贵》栏目为他们请来资深律师和社区干部，从亲情讲到《继承法》，从旧房子处置讲到新房子规划，从你争我吵闲置资源讲到互利互让开发资源，最后四兄妹高高兴兴同意调解结果，一家子重归和睦、握手言和。

调解类栏目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影响力和知晓度。经多年积累，《和为贵》栏目调解范围一步步扩大，调解对象既有节目的需要，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为了播出的而是纯公益性的调解。《和为贵》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声誉，品牌感召力日益形成影响，因而引起党委、政府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关注。2014年3月，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指导下，全省首个以电视栏目命名的人民调解机构——《和为贵》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司法部门动员和协调全市100多个基层司法所为《和为贵》栏目调解提供法律保障和必要的调解工作条件，这标志着《和为贵》栏目实现了司法资源和媒介资源的有效整合，创造了媒体和司法联动的新调解模式，形成了以电视节目为载体，以志愿服务团队为依托，以司法行政资源为指导的社会矛盾调解新机制，既降低了电视调解栏目的采制、调解难度，又借助媒体的放大效应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达到了其他调解无法达到的社会宣传效果，起到帮助观众明辨是非和提升人民调解社会公信力的作用。

（三）主动作为，提升媒体高度

《和为贵》栏目让媒体积极主动融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中，同时也为媒体在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打开了广阔的工作空间。《和为贵》栏目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自身为主的媒体独唱期，二是公益力量参与的社会合唱期，三是政府职能部门支持、纳入社会治理体系的政府支持期。从报道向服务转变，从记录向建设转变，《和为贵》栏目在采编实践中不断尝试拓展媒体新的社会功能，从而有效地改变了媒体在社会矛盾面前给人冷眼旁观甚至隔岸观火的刻板印象，不断地构建媒体在社会事务中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同时也可以是参与者和建设者的全新形象。这些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提高了媒体的工作站位，扩大了媒体工作空间，重构了媒介发展生态，实现了媒体新的社会价值。

10年来，《和为贵》栏目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2012年，该栏目荣获湖南省新闻奖优秀栏目奖；2013年，《和为贵》栏目志愿服务团队荣获“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称号，由时任省委书记颁奖；2014年3月，栏目组建了湖南首个以电视栏目命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为贵》人民调解委员会，标志着《和为贵》栏目创造了媒体和司法联合的新调解模式。为进一步规范、强化《和为贵》调解工作，2016年，当地党委、政府进一步把《和为贵》栏目纳入全市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中，栏目部分生产成本纳入政府采购，这进一步夯实了栏目的工作基础，扩大了栏目的社会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栏目的生存压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媒体参与、创新社会综合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主流媒体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机遇

《和为贵》栏目顺应社情民意，主动担当化解社会矛盾功能，积极探索和切实履行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既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下，媒体在数字化、网络化、融合化的推动下发生着深刻变化。媒体即平台，基于互联网、数据化的融媒体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播体系，而是一个与社会深度切入的、与社会治理体系共建共享的融合服务平台。媒介主流舆论阵地日益建立在社会综合服务和社区信息交汇共享平台之上，平台化的媒介不仅仅是新闻发布者、信息传播者，同时也是服务提供者和关系建构者，从而形成新功能、新价值②。《和为贵》从创办至今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和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紧跟媒介发展新趋势，目前栏目已建立了媒介调解服务综合平台，集咨询、互动、服务、调解、活动于一体，在深入基层、扎根社区、做实服务、扩大影响力方面，在借助新媒体手段、树立互联网思维上，做出了一定的探索和突破。该栏目力争在融媒体语境下，实现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不断创新、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媒体影响力日益拓展。

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享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制，积极培育公益性、服务型、互动型社会组织，让千千万万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③。其目的就是要创新完善社会治理机制，鼓励多方参与社会治理。这无疑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多元参与、共建共享。媒体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整合功能，上可替政府分忧，下可为百姓代言，是社会信得过的中间人、整合体。媒体如果能够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有计划地组织志愿者开展公益性社区活动，协调社会资源、市场主体开展社区化优质服务行动，不断提升媒介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和创新力，不断为社区治理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公益产品和媒介服务，那么就可以不断拓展媒体的工作内涵和生存空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功能无疑也在调整和变化之中。现代媒介日益演进的时代，地方主流媒体，特别是同社会各界、基层群众紧密联系的城市台更加需要转变采编思路，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拓展媒体服务功能和整合功能，站在更高层面构建一个综合型立体式服务体。现代新型主流媒体理应从事件的旁观者、生活的记录者向事业的参与者、社会的建设者转变，以更加自觉主动的姿态进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体系中，在介入生活、融入社会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中，不断拓展媒体功能，重塑媒体格局，再造媒体价值。

注释：

①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②杨明品.媒体融合态势观察[J].视听界,2019(11):5-7+12.

③郭声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之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制度[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作者单位：湖南益阳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