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认识“新因素”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淞沪战场国军败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战略物资和人员需要通过长江水路撤退，由于运力有限和水路不畅，大量物资和人员滞留在宜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采取“三段式航行”的方式，历时四十天，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十几万吨货物和三万余人转运至大后方，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图为宜昌大撤退中的轮船。（高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一方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疯狂掠夺，使中国遭到空前的创伤，损失惨重，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不屈，玉汝于成，以惊人的代价、惨烈的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工厂和文化教育内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动力。

　　抗战爆发后，民族工业的大迁移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淞沪战场国军败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战略物资和人员需要通过长江水路撤退，由于运力有限和水路不畅，大量物资和人员滞留在宜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采取“三段式航行”的方式，历时四十天，用极其有限的运力将停驻在宜昌的十几万吨货物和三万余人转运至大后方，保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和大批人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船队。图为宜昌大撤退中的轮船。（高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做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灾难，常常都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一方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残酷破坏和疯狂掠夺，使中国遭到空前的创伤，损失惨重，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不屈，玉汝于成，以惊人的代价、惨烈的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同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包括人口、工厂和文化教育内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动力。

　　抗战爆发后，民族工业的大迁移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战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而在广阔的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化工矿企业和工业门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毁于炮火或被侵略者劫夺。为了保存中国赖以坚持抗战的有生力量，民族工商业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辛，内迁大后方。国民政府也积极协助工矿企业内迁。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移，不仅对国民经济由平时向战时转移、支持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变中国工业布局的严重不合理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初期的民族工业内迁，是中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一项重大工程。据统计，整个内迁工厂多达600余家。这些工厂基本上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型企业，机器设备精良，技术比较先进，特别是大量技术工人的内迁，为内地工业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有力推动了大后方经济发展。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南、广西七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03%，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04%。1943年，大后方的工厂数已达4524家，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总额增加164倍。

1938年4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经济 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这一经济纲领，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调整和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有利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比重不断提高，水陆交通建设得到开拓，农业技术推广日渐深入。同时，它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辗转内迁大后方，保存了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

虽然，“这种发展变化不是出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必然结果，但是，相对于被打断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发展和变化的确是新的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伴随着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的同时，许多著名高等学府也大举迁入内地。近代中国的大学布局同工业布局一样十分不合理。无论是公立、私立还是教会主办的大学，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据统计，战前全国共有高等学府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了46所，在校学生约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2/3。中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教育文化中心。

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国脉，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纷纷辗转内迁大后方，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继续办学。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学的内迁几乎从未间断过。

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平津两地方6所大学分别迁往长沙和西安。迁往长沙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正式开学，到校学生1400多人，到校教师150多人。同年12月，长沙临大又奉教育部之命，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营可称极一时之选。

学校在极为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研究工作和培育人才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迁往西安的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7月，教育部又令西北联合大学的各个学院独立，分为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它对全国的影响没有西南联大那么大。随后，东南沿海地区等许多高等学校也陆续内迁。“战时内迁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四省。其中四川最多，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25所。”“贵州原来连一所大学也没有，此时则云集了众多著名学府。”这些内迁院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许多成绩，并且对推动西南、西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不少家住沦陷区的广大爱国青年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国民政府在后方陆续开办了不少国立高中。同时，对于来自沦陷区的大专及中学学生，政府大都给以贷金，后改为公费。战前，学生读书“年须数百元，非富有之家，无力送子弟入学，以至高等教育过于贵族化，不合平民主义的原则”。那时，贫苦家庭的子女即使能考入大学，也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战时的贷金制度，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继续求学，而且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和公费制度，享受高等教育。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五万人至七万人左右”，约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

　　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1938年，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其中包括不少平津和东南沿海的大学生。“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的约30%。”为了躲避战火，还有更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纷纷从战地和沦陷区向大后方迁徙。据社会学者对知识分子内迁的估计，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这一群体因为受过相当的教育，经济条件也使他们有可能长途迁徙，因而在同一群体中内迁比例最高。此外，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在内迁者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他们的职业适应性强，谋生较为容易。而广大农民在内迁人口中所占比例最低，这是由于他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土地这一特殊条件。战时内迁人口“至今没有完全的统计。但有着从一千数百万人直至五千万人的种种不同的估计。一般认为，约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人口大迁移。

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中，抗日战争所起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难以比拟的。在各界社会精英、政党共同参与的广泛社会动员下，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在战时得到了空前增强。以沿海工业、文教机构内迁为标志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对于矫正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畸形状态，客观上起到了出乎时人意料的作用；战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方民族工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受战争影响，这种变化发展又多形成于临时被动的危机应对状态下，并非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而且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国民党“党化教育”等战时统治的限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贻害甚深。但无论如何，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