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制衡为何演变成＂权力的游戏＂？美国口罩问题政治化背后

口罩不是抗击疫情的唯一措施，但它简单有效。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如果各地都遵循维持社交距离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指导方针，美国疫情可能会得到控制。然而，疫情与党争和大选背景的叠加，使得口罩问题在美国被政治化符号化，成为“党派文化战争的新象征”。

口罩之争折射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乱象。美国商务部7月30日发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全美多地仍在举行抗议，美国疫情死亡人数累计超过15万人，一些州的单日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值。一贯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权力制衡、自我纠偏机制，为何并未发挥有效作用？记者采访了有关国际问题专家。

口罩之争再显“政治优先、科学靠边”

“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层治理，各州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内政，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联邦体制本身形成了‘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加之戴不戴口罩被贴上党派标签、被‘政治化’，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联邦与州、各州之间，乃至一州之内，规定五花八门，不时相互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说。

口罩不是抗击疫情的唯一措施，但它简单有效。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如果各地都遵循维持社交距离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指导方针，美国疫情可能会得到控制。然而，疫情与党争和大选背景的叠加，使得口罩问题在美国被政治化符号化，成为“党派文化战争的新象征”。

口罩之争折射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乱象。美国商务部7月30日发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全美多地仍在举行抗议，美国疫情死亡人数累计超过15万人，一些州的单日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值。一贯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权力制衡、自我纠偏机制，为何并未发挥有效作用？记者采访了有关国际问题专家。

口罩之争再显“政治优先、科学靠边”

“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层治理，各州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内政，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联邦体制本身形成了‘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加之戴不戴口罩被贴上党派标签、被‘政治化’，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联邦与州、各州之间，乃至一州之内，规定五花八门，不时相互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说。

在美国，党派差异成为是否戴口罩的重要因素。《纽约时报》推出的一份“口罩地图”显示，在共和党人中，不戴口罩的人要远多于经常或始终戴口罩的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6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也表明，超过六成民主党以及倾向民主党的选民认为，在可能会接近他人的公共场合时应该时刻戴口罩；而在共和党人以及倾向共和党的选民中，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到三成。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拉马尔·亚历山大直言，很不幸，戴口罩这一简单且能救命的做法在美国被政治化，变成了支持特朗普就别戴口罩、反对他就得戴口罩。

“是否戴口罩本应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核心在于是否有助于遏制疫情、有利于公众健康，在美国却被赋予如此之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在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媒体看来，特朗普和共和党对口罩的态度，是对专家和专业技能的漠视和贬低。在共和党和保守主义阵营眼中，戴口罩则是‘反应过度’‘冒犯个人自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蛟龙总结说：“政治优先，科学靠边，在疫情与选情的叠加背景下，美国社会的荒诞一幕令人唏嘘。”

防疫按党派划线，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分裂

围绕是否戴口罩问题，共和、民主两党斗得不可开交。

“疫情期间，两党党争、总统大选，让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州之间、各州内部出现了针对隔离政策、是否戴口罩、抗疫物资的采购和调配等各种问题的争议和冲突，不仅至今未能形成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整体性战略，而且两党都在针对特定目标群体发声，支持不同诉求的抗议活动，这使得抗议反过来导致疫情更加恶化，陷入‘抗疫－抗议－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魏南枝总结说：“党争和政治极化的不断升级，已使两党的对立从过去议题导向的互相拆台，升级为逢尔必反的政治恶斗。这种无底线的恶斗产生了美国学者赛斯·D·卡普兰所哀叹的‘美国社会凝聚力空前下降’的结果。”

美国的两党制为何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魏南枝分析说，美国长期以来强调程序正义和机会平等，淡化实质正义和结果平等。但日益恶化的贫富悬殊和阶层分裂，已经产生了对实质正义和结果平等的诉求，而现有的民主程序却无法有效回应这些政治诉求。“一定程度上，美国两党各自政治立场的不断极化推动着整体性的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美国的社会分裂，这种政治极化也在撕裂着保证美国政党政治有效运转的基本共识，所引发的政治冲突愈演愈烈。”

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

“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连任被视为政府官员的首要目标。如果民选官员认为自己连选连任的几率因某事受到不利影响，就会想方设法推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冉冉分析说。

“选举被视为西方民主政体自我纠错的主要途径，事实上‘选举制度失灵’的现象客观存在。”魏南枝说，以此次抗疫为例，两党的政治压力不是源自于是否对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而是如何借疫情之机获得选民支持。因此，设法避责、频频“甩锅”，甚至将疫情作为妖魔化对手的工具等，都符合选举民主制的现实需要。这也再次表明，当选后的政府领导人未必真正按照民主政治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摆脱个人或政党私利，不被利益群体所控制，服务于人民的普遍利益。

“即使‘民选代表’施政行为不符合选民利益，选民也不可能直接对其进行问责，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改选他人。在‘程序吸纳不满’的噱头之下，‘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结果正义标准已经无足轻重了。”魏南枝直言，美式民主常常被等同为两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即选举民主制。然而，“民选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备有效性，但不能证明当选后的“民选代表”施政行为的正当性。

“其实，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并非因疫情而起，而是早已有之。例如，早在六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就设立了一个‘民主的焦虑’项目组，关注代议制民主能否回应日益迫切的公共利益重大问题，并就此撰写了大量反思美国政治制度的文章。”魏南枝介绍说，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政治机构对精英阶层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利益主张的回应性。在美国，不少公民特别是中低社会阶层的公民因为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人一票”的选举同自身利益有什么关系而放弃投票。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选举制度失灵和政治精英失职随处可见，即便是一些知识精英也不同程度陷入“对民主的焦虑”之中。

“美国主流民主政治思想认为，人民的同意是权力赢得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然而，美国的政治实践越来越表现为精英政治与普通大众的分离、民主程序与社会阶层撕裂现实之间的断层、逆全球化与政治内卷化的困境，‘人民的同意’越来越被虚化为投票的瞬间，美国的政治制度既无力对个人主义和资本与生俱来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效应进行合理限制，也无法解决‘资本－政治－社会’权力失衡状态下的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撕裂、文化冲突问题。”魏南枝说：“恰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所形容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美国梦在褪色。美国的政治制度对美国正在经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深刻变化已经缺乏有效回应的意愿和能力，这也势必使美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陷入失去其共同信仰与梦想的现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