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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吕正操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2020-09-15 08:25   作者:冯晓蔚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7岁就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后被张选送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和张学良的副官。1926年随张学良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到北平后,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军从华北前线南撤,吕正操则脱离东北军,公开打出了“人民自卫军”的旗帜率部坚持抗战。在他的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机智勇敢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积极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战”,为我党在平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吕正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智勇双全,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代抗日名将。曾担任过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委。他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上将军衔。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这是吕正操将军对自己的总结。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7岁就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后被张选送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和张学良的副官。1926年随张学良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到北平后,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军从华北前线南撤,吕正操则脱离东北军,公开打出了“人民自卫军”的旗帜率部坚持抗战。在他的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机智勇敢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积极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战”,为我党在平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吕正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智勇双全,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代抗日名将。曾担任过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委。他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上将军衔。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这是吕正操将军对自己的总结。

第一件大事:打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中共平汉线省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然而,平津失守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原驻河北省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县党部、县长等地方官员,纷纷奉命南撤,席卷而逃。在这危难时刻,冀中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这时,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地下共产党员吕正操,受中共北方局指示,审时度势,拒绝国民党政府南撤的命令,率全团官兵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9日,在五十三军南撤途中,吕正操在河北束鹿(辛集)东南耿庄接到师部命令,要他率团开往藁城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

第二天下午,该团先头部队,在半壁店与正在南下的日军骑兵相遇,敌骑约五六十名。

吕正操命令所部迅速向敌展开进攻,经一小时激战,毙日军10余名,战马10余匹。敌骑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一仗我军无一伤亡,从而提高了全团官兵对敌作战的信心。

在半壁店袭击敌骑的当晚,六九一团分别进入梅花镇的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4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后,即组织严密防守。这天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日军,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梅花镇守军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战士奋勇杀敌,经过一场激战,歼敌二三百名。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一营团团包围,但敌人始终没有突破我一营阵地。梅花镇群众对抗日部队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前头部队已经过黄河了,师长和旅长分别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不管,带领三营迅速南撤。

吕正操拒绝了这一命令,反而带领第三营前去支援被围困的第一营。在团属重迫击炮的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吕正操的部队阵亡一名连长,20余名战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不光是六九一团最大的胜利,而且也是五十三军最大的胜利。

这时一位地下党员说:“一营突围出来了,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

吕正操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8点钟,吕正操将营连干部召集在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他说:“我团的处境大家都清楚。今天师长、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请各位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

说到这里,吕正操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非常气愤,特别是一营的军官们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了!”

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跟着国民党南逃是一条死路,我们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军官们说:“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时日军正顺着平汉线沿路烧杀抢掠,疯狂地向南推进,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在此地久留。于是,吕正操看着大家高涨的情绪,充满激情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再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和消灭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进一步商议。”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

为了防备敌人突袭,就在召开干部会的当夜,吕正操率领全团官兵,越过日军控制的沧石路来到晋县东北部的小樵镇。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吕正操连夜在这里召开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吕正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弟兄们!今天我们召开的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前途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他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此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吕正操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吕正操的话,像干柴烈火。他刚刚讲完,“东抗”队员们就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他们干什么?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遍工事,结果一枪未放就撤下来了。”

“对!逃跑、投降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恢复失地,才能打回东北老家去!”代表们纷纷发言,决心留在冀中坚持敌后抗战。

眼看大局已定,吕正操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挥师北上!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脱离国民党,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

接着,10月14日,吕正操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断绝了同五十三军的一切电讯联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宣布六九一团改称“人民抗日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部队换上了人民自卫军的臂章,继续向冀中腹地高阳一带进发。他们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决了流窜到这里的一些扰民的杂色土匪武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下,部队很快由1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对冀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月初,聂荣臻与吕正操取得联系后,吕要求上级帮助对部队进行整训。聂荣臻在征得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同意后,让吕率人民自卫军开赴平汉路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建立了具有红军优良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部队政治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明确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和坚定信心。

返回冀中以后,人民自卫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攻入平津门前,日军感到对其造成严重的威胁,随即组织力量寻机向我报复。当我军一部驻蠡县南于八村时,高阳日军板桓师团第二十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将我包围,我外线部队又将敌包围,形成内外夹攻,激战终日,将日军一个中队,从中队长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几乎全部歼灭,并生俘日军7名。之后,又在高(阳)保(定)公路设伏,毙伤敌伪400多人。

南于八村战斗之后,1938年2、3月间,敌人又集中日军1000人,伪军2000多人,配备飞机4架,坦克7辆,侵占河间后继续向交河、献县地区进犯。为挫敌军锋芒,我军设伏于滏阳河之藏家桥和古洋河之八里铺两个桥口的大堤上,依据险要地势,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桥的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不仅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而且杀伤日军300多人。之后,我又趁机攻克河间,歼敌200多名。此役,大大鼓舞了冀中人民保家卫国的情绪,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用“鲸吞”式的围攻对冀中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主力,但都被我冀中军民粉碎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冀中军民共和敌人进行了383次大小战斗,歼灭日伪军9414人,俘获日伪军1718人,缴获长短枪1481支,轻重机枪19挺,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此时,冀中抗日武装已发展到63000多人,拥有步枪5万多支,各种机枪515挺,迫击炮和各种野炮共26门。另外各县还组织了约有5万人的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此同时,根据地的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在近60个县、1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政权和游击政权。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一次次对我军进行合围“扫荡”。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扫荡”,冀中军区号召全区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不断消耗和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爆炸物的使用上,蠡县、无极、定县、新乐等县开展较早,收效也最显著。一年内,敌人被炸死炸伤400多人。这种被日军称之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也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40年后,冀中军民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残酷“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吕正操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我对那里的人民、对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人生的第二大事:修铁路

1984年12月,三件各国赠送联合国的礼品被评为“象征人类本世纪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联合国特别奖,它们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模型,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采集回的月球岩石,中国的成昆铁路的象牙雕刻艺术品。中国人修建的成昆铁路,成为20世纪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象征。应该说是历史和机遇成就了吕正操与铁路的一段情。

吕正操的老家是辽宁省海城县,那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家里的菜地就在南满铁路边上。虽然从小就恨日本侵略,但是日本人管理铁路的正点给吕正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就萌发了长大后管理铁路的心愿。

吕正操与铁路真正结缘,源于解放战争时期。那时他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主管后勤运输,负责铁路修复和战争运输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经过大力抢修,到1946年6月,东北解放区铁路的通车里程达到4690公里左右。7月东北铁路总局(后改称东北人民铁道部)成立,吕正操被任命为总局长兼政委。

当时东北铁路员工的口号是“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

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员工们又提出响亮的口号“解放全中国,把火车开到北平去!开到南京去!开到广州去!”

面对铁路员工们的高昂斗志,吕正操认为,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必须正规化、科学化。在主管东北我军后勤运输工作期间,就开始着手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输管理工作的研究。1947年3月,吕正操亲自起草的《关于东北解放区铁路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关注。他撰写的《论乘务负责制》的文章,刊发在了《东北日报》上。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吕正操亲切交谈,称赞道:“你写的文章《论乘务负责制》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吕正操回答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

毛主席笑着说,外行可以变内行嘛!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

1950年10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11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吕正操兼任军委运输司令。中朝军民英勇顽强,形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8年1月,朱德总司令两次找吕正操,要他写一份关于修建成昆线的报告。8月21日,在中央全会上,由于大家对西南三线铁路建设的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努力说服大家:“如果大家(想)不通,下次会议到成都去开,然后骑毛驴到西昌去。”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吕正操准备大干一场。

1958年11月,吕正操在首次主持召开的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运煤为纲,大力支援农业,保证重点,全面安排”的运输工作方针和“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固本简末,强干弱支”的基建方针。他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努力改善全国铁路布局,提出了“勘测设计先行”的建设理念,组织指挥了许多重要路段的铁路选线、勘测设计、桥梁建筑、隧道建设等工作。他多次向中央提出没有边疆铁路的修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繁荣边疆就是一句空话。

1964年1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上任不久,即受命负责西南三线(成昆、川黔、贵昆三线)铁路的修建。

在吕正操负责的项目中,成昆线等西南三线铁道工程是一件极为艰巨的工程。成昆线比较复杂,有“世界地质博物馆”之称,毛泽东甚至说了成昆线修不好他睡不着觉的话。成昆铁路从1958年7月开始动工修建,在1964年大会战前曾经三次上马三次下马。1964年,毛泽东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贵昆也要快修”的要求。在同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吕正操到西南负责成昆、川黔、贵昆三条铁路的新建工程。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西南修铁路,困难重重,有自然条件的问题,也有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自然条件方面主要是地形险恶、地质复杂、气候多变。比如成昆线,除去两头和中间一点平地,基本上是由桥梁和隧道相连。20世纪初,英国人想修一条从上海经过重庆、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看了看,放弃了计划,说根本修不了。苏联专家看了后,认为这里是“一个禁区”。吕正操常讲:成昆铁路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无先例,成昆铁路能修,西南铁路就能修;西南铁路能修,全国铁路都能修。

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主要是队伍来自全国各地,思想、作风、技术等都不一样,而且大家对修路的思想准备不够,情绪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一抓思想,二抓设计,再抓部署。在大家的全力奋战下,川黔线于1965年7月8日提前接轨,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贵昆线也在这一年的10月1日顺利通车。

成昆线是困难最大的一条,在1964年西南铁路大会战前,成昆铁路时修时停,仅仅修了60多公里。吕正操总结了之前考察的经验,首先指挥隧道工程快速突破,同时加紧机械化的推进,并进行内燃机车的试制,大大推进了成昆线的建设。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三线建设与西南铁路建设的战略决策。吕正操多次深入西南各省及成昆铁路工地实地考察。1964年8月11日,吕正操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出成昆铁路是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的西南战略后方的主要干线,必须加快修建。他认为,西南地区与全国各地连接的铁路线,只有宝成、黔桂两线,通过能力很低。因此,在修建成昆铁路的后期,必须修建湘黔线,以加强西南与外区的联系。

在军地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取得了巨大成就。1965年10月,川黔铁路交付运营。紧接,贵昆铁路、成昆铁路相继通车。西南三线铁路的建成,对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防交通保障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1983年9月,吕正操重回大西南,目睹了铁路带来的巨大变化,激情满怀地赋诗《川滇之行》:“蜀水滇江共铿锵,轻云嫩雨浥群芳。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

吕正操在铁道部主要领导岗位长达17年之久,离休以后,他仍然十分关心铁路的建设和发展。1979年7月,听说青藏铁路关角隧道渗水严重,75岁高龄的吕正操,亲自带领专家前往关角隧道现场调研,并与专家们一起制订治水方案。

吕正操在亲赴华南等地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17日,向江泽民总书记提交了关于交通运输业的书面意见。他认为,我国仅53000公里铁路,特别是资源丰富的西南、西北地区,铁路更少。今后每年应新建铁路2000公里左右,到2000年铁路营业里程至少超过70000公里。要尽快修通北京——九江——惠州、南宁——昆明等纵贯南北、横穿东西的新干线,形成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现代化铁路网,以适应煤炭和原材料工业的大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客货运输需要。他还建议,建设铁路的资金来源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广泛集资。中央要给政策,允许铁路适当调整运价,可以发股票、发公债等。吕正操的意见,引起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吕正操心系铁路,每一条铁路建成以后,他都要第一个乘火车看看。1995年6月1日至13日,吕正操乘工程指挥车考察了正在修建的京九铁路,从北京直至赣州。他高兴地为京九铁路题词:“高速、高质、高效建成大京九,造就一大批过硬、现代化的工程大军。要继续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发展铁路。”

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通车,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营,有力促进了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吕正操感到无比欣慰。

吕正操退下来后,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时,他谈论最多的话题,仍然是铁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吕正操住进了301医院,他依然对铁路发展魂牵梦萦,对铁路成功实施6次大面积提速,十分赞赏。他说,中国铁路如果还是“老牛拉破车”的速度,是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也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提速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吕正操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或离休以后,每年都要离京外出几次,调查研究,查看铁路线路。根据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要求,他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书面报告,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十分关心中国高铁的发展。他认为,高速铁路的大发展,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必胜之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响亮宣言”。他在病重期间,还十分乐观地对前来探望的铁道部长说:“我这一辈子,中国什么样的火车都坐过,就是没有坐过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出院之后,我要好好过一把坐高速列车的瘾。”可惜,吕正操没有等到这一天。

人生的第三件大事:打网球

吕正操将军喜欢打网球,在网球界是出了名的。

1990年9月23日,他被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夏特圣埃授予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章。在他的房间客厅内挂着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赠画和1990年国际网联主席签署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便知道老将军在中国网坛上的地位了。书房内挂着的那张打网球的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老将军参加全国老年比赛夺冠时的精彩瞬间。

2010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体坛风云人物评选揭晓,吕正操被授予评委会特别大奖。九泉之下的吕正操听到这一消息,一定会感到欣慰。

有人曾用三件事描述他人生走过的105年: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有人也曾和吕正操开玩笑地问:“打网球不是‘正事儿’,怎么能和打日本、管铁路相提并论呢?”

吕正操很认真地解释:“(打网球)是‘正事儿’!”说完,还在写字板上写下“体育”二字。

吕正操打网球的历史要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张学良作为青年会的董事,在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了网球场。吕正操经常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坚持学英语,也常常打网球。战争年代,吕正操的“行军装备”中就有网球和球拍,休息时在打麦场上拉开网子就打。一有空闲,吕正操就和黄敬、孙志远、林枫等冀中、晋绥的领导同志打上一场简易的网球赛。这是吕正操他们打仗间歇时最好的娱乐。

解放初期入城后,吕正操第一个到位于北京台基厂的国际俱乐部打网球,最先邀请民主人士余心清一起打球。吕正操的老球友、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只要到北京,就要同他打网球。渐渐地到国际俱乐部打网球的人多了起来,万里、蔡树藩、曹里怀都是国际俱乐部打网球的常客。后来陈毅、贺龙两位元帅调进北京,也成了国际俱乐部网球场的座上客。网球场不够了,吕正操提出建议,在天坛附近修建两座网球场,得到了贺老总的支持。

根据国家体委的分工,吕正操还担任了全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吕正操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为推动中国网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风趣地讲,“文革”中说撤除他的一切职务,结果还是忘记把他的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撤掉。

刚刚恢复自由还没有分配工作的一段时期,吕正操每天和刘建章(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一道挎着网球包挤公共汽车,到北京体育馆网球馆打网球。

“文革”中吕正操被打成“东北叛党集团”的头子,遭到关押。当时,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总理“要保吕正操”,直到1974年毛泽东指示限期“八一”见报,吕正操才得以恢复自由。82岁高龄时,吕正操还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比赛。当外国记者问他保健的体会时,他的回答是:用游泳、打网球来活动身子,用打桥牌来活动脑子,是紧张工作之余理想的锻炼方式。88岁高龄时,吕正操每周仍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运动量颇为惊人。

吕正操到外地出差时,只要有条件,总要抽空打网球。他非常关心当地的网球运动发展和普及,以及场馆设施建设。2002年11月,他到上海观看了首次在国内进行的网球大师杯赛。决赛时,考虑到他的年纪看完一场5盘3胜的比赛时间太长了,因此事先商量看完2盘比赛就退场。在2盘比赛结束后到场外休息时,陪同他的子女向他提出回家看电视去。吕正操转过脸看着赛场入口,用不容争辩的命令口吻讲:进去!结果年近100岁的吕正操全神贯注地坐在赛场观众席,看完了历时数小时打满5盘的决赛。

我国网球事业,经过网球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网球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运动员开始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了一些好成绩。先是李婷和孙甜甜获得了2004年奥运会女子双打冠军,又有郑洁和晏紫获得了200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两次大满贯赛事的女子双打冠军,吕正操非常高兴,都随即发去了贺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9期

(责任编辑:曹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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