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前清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谢觉哉四岁从师读蒙馆，1905年在他21岁时参加前清的“府考”，中了秀才。1921年元旦，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这一天，谢觉哉来到一些绅士中间，他告诉绅士们：“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这说明，谢觉哉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如何救国上。

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新年会议，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主持会议的何叔衡，旗帜鲜明地“主张过激主义”。通过这次会议，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也正是从这时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此，谢觉哉十分关注并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自中共一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湖南兴起热潮，谢觉哉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10月22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并欢送赴俄的夏曦……润之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1943年5月1日，谢觉哉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指出：“我就是这样于40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前清秀才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谢觉哉四岁从师读蒙馆，1905年在他21岁时参加前清的“府考”，中了秀才。1921年元旦，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这一天，谢觉哉来到一些绅士中间，他告诉绅士们：“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这说明，谢觉哉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如何救国上。

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新年会议，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主持会议的何叔衡，旗帜鲜明地“主张过激主义”。通过这次会议，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也正是从这时起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此，谢觉哉十分关注并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自中共一大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湖南兴起热潮，谢觉哉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10月22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并欢送赴俄的夏曦……润之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1943年5月1日，谢觉哉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指出：“我就是这样于40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

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共产党人的真经

1933年，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来到毛泽东住地。此后，谢觉哉就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秘书。一天，毛泽东嘱咐谢觉哉拟一个通知，内容是召开一个县级主要干部会，讨论查田定产。谢觉哉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出乎意外，这个不足千字的通知，被毛泽东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他问毛泽东：“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只回答了两个字：“你学！”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谢觉哉说：“‘你学！’对我启发很大。怎么学呢？一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二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经过反复学习毛泽东亲笔删改的文稿，谢觉哉意识到了：首先，会议内容是查田定产，自己初到中央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其次，参加会议的都是翻身农民，不只是要他们看得懂，而且要他们听得懂，这一点他忽视了；第三，这是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的人必自备碗筷、被帐，这是他没想到的。谢觉哉感到这样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所写出来的稿子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

这一年，毛泽东在长冈乡、才溪乡开展调查，谢觉哉跟着毛泽东一起进行了这次调研，深得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艺术。谢觉哉后来说：“毛泽东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都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毛泽东将自己视为学生，将农民视为先生，这让谢觉哉十分感动。从毛泽东身上，谢觉哉学到了共产党人的真经——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谢觉哉曾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得起试验：杀头、坐监、上电刑，灌辣椒水，平常得很；钞票、洋钱、汽车、洋楼、漂亮老婆，满不在乎！脑子里装的是：真理、革命、奋斗、牺牲，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谢觉哉曾教育党员干部：要认定共产党员不可能且不应有特殊享受，共产党不是反对享受的，他正在要创造全社会的富裕生活，但他反对在多数人没有改善生活时，少数人生活独好。

“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作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谢觉哉从大革命后期就开始从事党的司法实践活动。1949年初，他和沈钧儒、张志让等司法界人士讨论研究废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问题，并为党报撰写了一篇《废除旧法律，建设新法律》的社论。他主持召开华北人民政府法律问题座谈会。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对立法工作和训练司法干部提出了具体规划，并建议将朝阳大学改为国立北平政法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经过紧张的筹备，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宣告成立，谢觉哉被任命为校长。

对于党执政以后怎样对待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能多做事即心安”。当时，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家乡的人想来北京投奔他。谢觉哉在给儿子的回信中，把自己比作同村的一位老雇农，指出做官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以此劝告子女亲友不要有特权思想，应自食其力。这句话还有一层含义：作为共产党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使命，必须早起晚睡，廉洁奉公，以为党和人民多做事、做好事为己任。这也是谢觉哉自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对自己的一贯要求。他担任内务部部长后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年-1950年的大水灾，灾情涉及全国16个省。他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根据他和内政部的建议，在全国开展社会互济和节约运动，中央各机关半年多时间捐款12亿元，粮食39万斤；华北军区6个月即节约粮食300万斤。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的灾情基本上停止发展，严重的春荒度过了大半。

对人民的冷暖无限关心的谢觉哉，对家人对子女却要求极严。因此，早在延安时期人们就称他：“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