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尔忘家：凭割断愁丝恨缕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三首》。《贺新郎·别友》便是其中之一，并附有作者手迹，但没有词牌、题目和题写时间，似乎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毛泽东的离别感怀之作。1941年，曾当过毛泽东塾师的堂兄毛宇居主持编纂《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他在“毛泽东”条目中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又欣然写下五首《七律·颂导师》，深情赞颂毛泽东“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用毛宇居的赞语来解读《贺新郎·别友》，可谓一语中的。这首词抒发了难分难舍的夫妻情和为共同理想不懈奋斗的同志情、战友情，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革命家“闳中肆外，国尔忘家”的崇高境界。

寻踪三份手迹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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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三首》。《贺新郎·别友》便是其中之一，并附有作者手迹，但没有词牌、题目和题写时间，似乎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毛泽东的离别感怀之作。1941年，曾当过毛泽东塾师的堂兄毛宇居主持编纂《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他在“毛泽东”条目中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新中国成立后，毛宇居又欣然写下五首《七律·颂导师》，深情赞颂毛泽东“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用毛宇居的赞语来解读《贺新郎·别友》，可谓一语中的。这首词抒发了难分难舍的夫妻情和为共同理想不懈奋斗的同志情、战友情，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革命家“闳中肆外，国尔忘家”的崇高境界。

寻踪三份手迹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毛泽东传》也记载说，1923年9月，毛泽东由上海回到湖南。“这次回湘，毛泽东和杨开慧仍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开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负担很重，生活清苦。毛泽东回来后她格外高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刚住了三个月，毛泽东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离湘赴上海。临行前，毛泽东强抑感情，作《贺新郎》相慰。”

《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所引的作品文本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手迹相同。现在通行的这首词，都以该手迹为底本，只是订正了手迹中的笔误，如“前翻”订正为“前番”，“环宇”订正为“寰宇”。

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国风》创刊号刊载了该词的另一幅手迹，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书赠丁玲的。同《人民日报》发表的手迹相比，它的词牌名为“贺新凉”；“苦情重诉”为“惨然无绪”；“前翻”为“前番”；“人有病，天知否？”为“曾不记：倚楼处？”最后四句则是“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这幅手迹时间更早，可能更接近于毛泽东最初创作的原稿。

这份手迹印证了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所著《中国的战歌》中的记述：“有时他（毛泽东——引者注）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也写道：“白黎在《中国行——记史沫特莱》一书中记载：‘毛主席……也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和杨开慧的爱情。讲述完，毛主席还低声吟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诗。’”史沫特莱是1937年春由丁玲陪同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可惜史沫特莱没有明确说明词的具体内容，笔者猜测极有可能就是丁玲珍藏的这首《贺新凉》。

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这首词收入《毛泽东诗词集》，标题定为《贺新郎·别友》，并注释说：“本词最近发现作者有一件手迹，标题为《别友》。”1997年6月，线装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收录了这幅新发现的手迹。同《人民日报》发表的手迹相比，这幅手迹标明了“《贺新郎·别友》，一九二三年”；“苦情重诉”为“满怀酸楚”；“前翻书语”为“前番诗句”；“人有病，天知否？”为“重感慨，泪如雨”；最后四句则为“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据郭思敏主编的《毛泽东诗词辨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介绍：“这是1961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屋书赠副卫士长张仙朋的。”至于这两幅手迹孰早孰晚，难以判定。

三份手迹存在一些差异，这是毛泽东诗词手迹的一个共性特点。他的很多作品都留有手迹，有的还留有多件手迹。它们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心境状态下题写的，并非逐字逐句照抄，往往是凭记忆书写。或许时过境迁，文字感觉和内心体验都发生了微妙变化，出现文字差异也在情理之中。比如，把《沁园春·长沙》“层林尽染”写成“层峦尽染”，“到中流击水”写成“向中流击水”；把《七律·长征》中的“更喜岷山千里雪”写成“最喜岷山千里雪”。这些字词比较接近，诗句含义没有实质性变化。也有时，诗句的变化比较大。例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的手迹写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有的手迹写成“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挥长戟”。可能，这还和作品没有完全定稿有关。

探秘夫妻误会

《贺新郎·别友》发表之后，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引发了人们的不同解读和揣测。比如，“别友”中的“友”究竟是谁？“知误会前番书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来自彭道明在《书屋》2001年第2期发表的《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一文，认为这首词不是赠给杨开慧的，而是赠给陶毅的。彭道明文章的依据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毛泽东早期友人、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晚年谈起这首词时，曾说过：“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1923年12月底，毛泽东、杨开慧都不在长沙，没有“分别”机会；夫妻之间不会“别友”，而是“别妻”；杨开慧刚刚生下毛岸青，不可能到车站跟毛泽东告别；从内容看，不像是夫妻之间说的话；杨开慧生前从未提到过这首词。

彭道明文章的依据和推断很难自圆其说。尽管易礼容和毛泽东交往很深，他的话只是推测，似是而非。就算毛、杨二人当时不在长沙，并不等于没有告别的机会，板仓不过几十里之遥。“别友”并不排斥“别妻”，“友”字有“朋友”“战友”多重含义，丁玲收藏的手迹和史沫特莱的记述可以作为佐证。即使杨开慧没有到车站送别，也不能由此来否认毛泽东启程时对杨开慧顿生的离别之情。作品表达的夫妻别离之情非常到位，只是远行的态度十分坚决，这更彰显了毛泽东义无反顾的革命家本色。有关杨开慧的生平资料原本就少，她又牺牲得早，她没有提及不等于她没有看到这首词。

个别论者认为这首词是写给陶毅的，这个说法缺乏史实支撑。陶毅（1896—1931）字斯咏，1916年考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向警予同窗。她思想激进，被誉为“周南三杰”之一。1920年，毛泽东成立文化书社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陶都是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度离开长沙期间，给陶毅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有五件。新民学会规定并提倡会员之间进行通信联络。陶毅于1921年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进修，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返长沙途中去南京看望了陶毅和周世钊。曾是毛泽东好友的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6月版）中说：“她是新民学会的第一批女会员之一，也是首批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会员之一。”毛泽东未必会因政见不同就和陶毅断绝往来，但是，要说毛泽东和她之间存在词作中表达的那种恋恋不舍之情，至今未见有任何真凭实据。

伟人也好，普通人也罢，夫妻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实属平常。关于“误会”的具体缘由，史一帆编著的《激扬文字》（长虹出版公司2007年1月版）、罗胸怀著的《毛泽东诗词传奇》（新华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刘汉民著的《毛泽东诗词佳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等书籍，都解释说是因毛泽东抄赠《菟丝》而引起。

在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毛泽东向他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对于他和杨开慧的婚恋情况谈得很少，但有一个信息很关键：“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毛泽东与杨开慧相恋相爱，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壮怀激烈的热血青年自由恋爱、情投意合的结果。

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1年冬，毛泽东租住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二十二号，作为党的秘密机关。这里离城不远又很幽静，毛泽东和杨开慧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1922年5月，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仍担任书记。他先后领导和发动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安源路矿、长沙铅印、长沙泥木等十多次四万余工人参加的大罢工。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呱呱坠地。初为人父的毛泽东依然终日忙于工作。

杨开慧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为了便于照顾，她把母亲向振熙接来清水塘同住。杨开慧忙里忙外，但她毕竟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女人，渴望得到丈夫的关心体贴。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儿女情长，会削弱革命意志。为鼓励杨开慧增强独立能力，毛泽东抄写唐代元稹的《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见到毛泽东抄赠的诗，杨开慧感到十分委屈，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觉得毛泽东把她比作“菟丝”，是轻视她，耿耿于怀。毛泽东也觉得此举不妥，几番解释，两人重归于好，“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便是证明。

解读离愁别绪

自宋以来，词作成就斐然。明代张綖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豪放”，词出《北史·张彝传》：“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清代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解释“豪放”为：“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豪放词风以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视野寥廓深远，气象恢弘雄放，胸襟直率慷慨，内容偏重高健超迈的抒怀言志。“婉约”，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韦昭注：“婉，顺也；约，卑也。”婉约派以李清照、柳永等人为代表，其词侧重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形式婉丽柔美，缠绵细腻。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吟咏宋代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两首词，情思涌动，提笔写下近900字的《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作为读者，毛泽东的欣赏趣味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作为作者，毛泽东的作品也呈现出“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鲜明特征。

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后的几年，可谓温馨甜蜜。但毛泽东没有沉湎于家庭生活，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四处奔波是他的生活常态，聚少离多是他的必然付出。《贺新郎·别友》所倾诉的正是这样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深刻体验：一方面，他与杨开慧难舍难分，写得缠绵酸楚、黯然神伤；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毅然前行。《贺新郎·别友》写得坚决果敢、器大声闳，充分展示出“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独特魅力。

词的上阕写离别之际无限依恋的惜别之情。“挥手从兹去”，化用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和宋代张孝祥《水调歌头·金山观月》“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相濡以沫的夫妻又要分别，苦衷情思倾吐不尽。“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情感的潮水汹涌激荡，颇似宋代柳永《雨霖吟·寒蝉凄切》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可“热泪欲零还住”又使刚强的理性形象跃然纸上，这和唐代陆龟蒙《别离》诗所言“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异曲同工。

“知误会前番书语”，指毛泽东抄赠元稹的《菟丝》一事。“过眼滔滔云共雾”，夫妻之间产生误会，一旦解释清楚，自然成了过眼云烟。“算人间知己吾与汝”，这极感人肺腑之言，既是感情上的海誓山盟，也是理智上的深情抚慰。“人有病，天知否？”这包括夫妻离别的苦衷，也是诗人对人民疾苦的忧患。正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云：“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自屈原以后的诗人，往往一有“苦情”便有仰首问苍天的诗句。这同《沁园春·长沙》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样，表达了“心忧天下”的崇高情怀。

词的下阕写离别途中的所见所感，彼此间的眷恋之情，对杨开慧的激励以及投身伟大革命的豪情壮志。“今朝霜重东门路”，“东门路”既实指当时长沙东门之一小吴门外通往火车站的道路，又借用古诗中的典故。《诗经》中有《东门之墠》《出其东门》《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五首诗，全是写男女爱情的，故事地点都在东门之外，故后人有借东门之行表示夫妻离愁别绪。“照横塘半天残月”，“横塘”除指清水塘外，古诗中“横塘”常指送别之地，如宋代范成大《横塘》有“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作者重任在肩，只能承受别离之痛，独自远行，投身于斗争实践。“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诗人用比兴象征表达了革命的豪情壮志和对未来的热切期盼，以昆仑山绝壁崩塌，台风席卷天下的气势，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重比翼，和云翥”，比翼双飞，共同奋斗，他们是搏击时代风潮的弄潮儿，是叱咤风云振翅双飞的比翼鸟。

这首词围绕一个“别”字来铺写，从话别、送别写到别后，脉络分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的上下阕重复使用了一个“恨”字，“爱并恨着”，这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复杂现象。爱之深，恨之切，正如唐代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所写：“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贺新郎·别友》始发于情，而终归于理；落笔于别情，收笔于革命。这不是革命加恋爱，也不是恋爱加革命，而是彻彻底底的革命的恋爱。刚健中含柔情，婉约中寓豪放，词的境界大为开放，儿女情长得以升华，融夫妻爱和战友情于一体。

原载：《党史文苑》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