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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李老太

2021-10-19 13:43   作者:何加正

李老太,李克林,曾经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我的第一位直接领导,音容笑貌总是清晰留在脑海。

说话间,好像就能看到她,远远的,走来了,个子不高,衣着朴素,长相普通,少女时代曾被封建礼教束缚过的小于常人的“解放脚”,如今走起路来略微有点缓慢。

“老太,”

“嗯,你们出去啊?”

老太,是我们当面一致对她的称呼。背后提到她,都是“李老太”、“老太太”。所有同事好像都忘记了她的大名:李克林,更没有人叫过她“李主任”。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老太”、“李老太”、“老太太”,这是对一个人应有的称呼吗?不信你试试,身边一位六七十岁的知识女士,你当面叫她“王老太”、“张老太”、“赵老太”、“杨老太”,别扭吗?肯定别扭。早年我大姨从上海来北京玩,我提起李老太,她笑的不行,说这不是骂人吗?偏偏“老太”用在李老太身上,就是那么贴切。

老太太是领导,但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的样子,更没有领导的“架势”,她和大家一起在大办公室办公。一屋子多的时候有六七个人,免不了有些闹闹嚷嚷。隔壁小办公室只有钟立群和我两人(后来加进了周毅之同志),开始我有些不安,慢慢才习惯了。不过,无论怎么不讲究,都丝毫不影响老太太在大家心目中受尊敬的形象,那种尊敬、拥戴,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

有时候,办公室会很热闹,同一部门其他组的年轻同志过来说事,说着说着说到老太太头上,大家嘻嘻哈哈,说到李老太就是当年的“双枪老太婆”。老太太坐在自己办工桌前,不理大家,一边看稿,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不以为然:什么双枪老太婆?其实,有关双枪老太婆的传说,我一进报社就听说过,但被老太太自己否了。这个传说可能与她早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曾加入太行工作队一段经历有关。那可是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年轻女子,跟随一帮武装人员进入和日寇周旋的太行山区,本身就充满故事性,因而给老太太经历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当然,这也可能与她独特的个性和朴实的外表有关,不认识她的人,见了面绝对不会认为她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十一级干部。郝洁当时是部门一名中年编辑,在同一办公室。老太太外出、出差,一般她都会随行。清楚记得,那次回来,在办公室给大家讲了一次经历:那天,她们三人(还有一位好像是宋铮老太太)采访之余,去一家小卖部买点随身用品。一进门,老太太指着小黑板自言自语念起上面商品价格。营业员大姐立马惊讶起来:“咦!这老太还识字呢!”“嗯,不多,斗大的字识一筐,”老太太随即低声应道。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李老太的形象,也是她的风格。集知识与朴实、高干与平民、编辑与老太于一身。思维敏捷,语言生动。

李老太,李克林,曾经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我的第一位直接领导,音容笑貌总是清晰留在脑海。

说话间,好像就能看到她,远远的,走来了,个子不高,衣着朴素,长相普通,少女时代曾被封建礼教束缚过的小于常人的“解放脚”,如今走起路来略微有点缓慢。

“老太,”

“嗯,你们出去啊?”

老太,是我们当面一致对她的称呼。背后提到她,都是“李老太”、“老太太”。所有同事好像都忘记了她的大名:李克林,更没有人叫过她“李主任”。

说实话,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老太”、“李老太”、“老太太”,这是对一个人应有的称呼吗?不信你试试,身边一位六七十岁的知识女士,你当面叫她“王老太”、“张老太”、“赵老太”、“杨老太”,别扭吗?肯定别扭。早年我大姨从上海来北京玩,我提起李老太,她笑的不行,说这不是骂人吗?偏偏“老太”用在李老太身上,就是那么贴切。

老太太是领导,但好像从来没有过领导的样子,更没有领导的“架势”,她和大家一起在大办公室办公。一屋子多的时候有六七个人,免不了有些闹闹嚷嚷。隔壁小办公室只有钟立群和我两人(后来加进了周毅之同志),开始我有些不安,慢慢才习惯了。不过,无论怎么不讲究,都丝毫不影响老太太在大家心目中受尊敬的形象,那种尊敬、拥戴,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

有时候,办公室会很热闹,同一部门其他组的年轻同志过来说事,说着说着说到老太太头上,大家嘻嘻哈哈,说到李老太就是当年的“双枪老太婆”。老太太坐在自己办工桌前,不理大家,一边看稿,一边轻声自言自语,不以为然:什么双枪老太婆?其实,有关双枪老太婆的传说,我一进报社就听说过,但被老太太自己否了。这个传说可能与她早年延安抗大毕业后,曾加入太行工作队一段经历有关。那可是抗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年轻女子,跟随一帮武装人员进入和日寇周旋的太行山区,本身就充满故事性,因而给老太太经历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当然,这也可能与她独特的个性和朴实的外表有关,不认识她的人,见了面绝对不会认为她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十一级干部。郝洁当时是部门一名中年编辑,在同一办公室。老太太外出、出差,一般她都会随行。清楚记得,那次回来,在办公室给大家讲了一次经历:那天,她们三人(还有一位好像是宋铮老太太)采访之余,去一家小卖部买点随身用品。一进门,老太太指着小黑板自言自语念起上面商品价格。营业员大姐立马惊讶起来:“咦!这老太还识字呢!”“嗯,不多,斗大的字识一筐,”老太太随即低声应道。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李老太的形象,也是她的风格。集知识与朴实、高干与平民、编辑与老太于一身。思维敏捷,语言生动。

情在农村 心系农民

那时人民日报在王府井大街,实行的是大部制。经济部分为三个组,分别为农村、工业和商业(农村和工商恢复两个部门,是1978年以后的事)。李老太是经济部负责人之一,分管农业。我看她除了农村这块,好像从没管过其他组的事。

农村组有一大一小两个办公室,在二楼西侧尽头,隔壁就是印刷厂。李老太一张陈旧的老式办公桌就在大房间的东北角落。大办公室有大办公室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人多,不经意间会讨论起在正规会上不会讨论的问题。往往是一人引发话题,便会他一句你一句,不自觉间就变成另一种方式的讨论会。家常拉得有点杂乱,但正是这种杂乱,往往会使你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磁场之中,形成一种你感觉不到的氛围,因而影响你的终身。所以,有人总结出环境对人非常重要。

拉家常的话题永远取决于成员的共同兴趣点和关注点。在李老太的影响下,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谈话的重点。我常常过去听她们聊天。说实话,什么“西海固的贫困”、“右玉县的造林”、“毛乌素沙漠改造”、“黄河河套的富饶”、“海南扁担插地上能出芽的自然条件”、“珠三角的桑基鱼塘”,“七里营的状况”,“大寨人私下的议论”等等,这些涉及农村、贫困、边远、农民、生产、艰苦等许多情况和知识,过去一无所知,最早就是从李老太和宋铮她们办公室“闲聊”中知道的。对我们这些刚出茅庐,对我国农村、农业整体状况知之甚少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天天在上课。它不知不觉间将你的眼界从你以前生活的小圈子,拉到了全国大范围,将你的关注点从你过往生活中接触过的那一点点,扩展到了天南海北和广袤的农村大地,使你有了宏观视野和宏观思维,让你的关注、关心点时刻处在中国几亿农民的身上。

农业、农村、农民,是李老太一辈子心血所系。尤其是农民,始终是她关注的重点。她真心的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她一辈子的追求,似乎就是怎么为改变农民的命运多做点事。外出采访,她一定要到农民家去看看,拉拉家常,听听意见。有通讯员送稿,她会和他们聊聊,她爱听稿子以外的真实情况,哪怕琐琐碎碎的事情。保姆也是她了解农村和农民生活状况的一条渠道。我主持农村报道工作以后,曾邀请离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座谈,听取意见。她最后不忘把保姆家反映来的情况告诉大家。我知道,她是希望我们一定要注意了解农村的实情。晚年,因骨质疏松,无法行走,我们去她家里看望,除了和以往一样检讨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仍然说到保姆家乡反映的农民负担和基层干部作风等一些问题,望引起我们的重视。

据女儿李银河在《我的妈妈李克林》一文中回忆:“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妈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这辈子主要和农村打交道。”“'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

李老太就是一个一辈子为“农”而活的人。不光在新闻界,在整个农口、农业战线也是一位数得上的人物。李银河回忆:“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我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总结。”

老太太晚年总是为自己未能更多如愿服务农民而愧疚,为自己主持的宣传报道工作某些不足而自责,为大量农民生活贫困而忧心。其实,她已经相当不容易,在不正常的政治大环境下,她已经尽其所能。她历来注重实际,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大话套话,无论会上会下,都是这样。遇到她认为不切实际的说法和做法,她会轻声轻语用叙述往事和说“闲话”的方式,让人明白何谓实事求是。她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常常用人民日报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告诫大家;用她自己经历过的事提醒我们。1985年,她以70高龄之躯,亲临大寨采访,回来后写出了《今日大寨》之名篇,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更重要的是,这篇名作实际上是对她以往工作做的一个交代,是给她新闻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仁者爱人 以人为本

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当中,李老太最关心和关注的还是农民,是“人”。我想,这与她一生的思想、理念、追求有关。

她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有这么一段反思:真理越过一步便是荒谬,荒谬的宣传达到极端,反而使人易近真理,物极必反!当时我在编辑部,下乡不多,但和记者、通讯员联系还是不少。我们在谈报道时,总要谈些“题外话”,他们常常反映农村的贫困和大家困惑难解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大批山货、木耳、药材等烂在山里也不准采,一采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地荒着、人饿着,也不准开点小片荒,一开就是资本主义?老太太只准养两只鸡,多了也是资本主义?广东一位记者谈的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一个五保户孤老汉养了十来只鹅,工作组来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只准留两只。老汉恳求说:“我吃菜、吃药、穿衣换季全靠它,你们要能管,这十来个`资本主义’你们都拿走吧!”当时我们真弄不懂,什么叫资本主义?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资本主义?为什么把农民逼得这样苦?我们农村记者下乡,只要稍一深人,你就会看到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艰辛。那些善良而期待的目光,常常使我不安。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抗日时期睡的大娘的小屋土炕也没好多少?太行一老战友和我谈心,他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农民解放了,为什么又把他们的手脚给捆起来?难道我们奋斗流血就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么?这两个问题,一直萦回在我心头,长期得不到解答。今天回头审视过去,似乎很清楚,可当时并不清楚。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人的一片赤子之心,一种理想信念追求,以及现实与初心不合而产生的无奈和痛苦。

人是决定一切的,一切最终也要为人服务。这一信念无疑深深地存在老太太的灵魂深处。她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尤其对年轻人更是爱护备至。她把人当成她所追求的事业的根基,她的这种胸怀和品格,不得不让人深深敬佩。

那时,我们年轻,由于户口的严格限制,差不多都是两地分居。一到临近春节,老太太就会提前给我们安排工作。记得1979年春节前夕,她给我的任务是到苏南农村做一次深入采访。那时苏州地区和苏州市是两个不同的地级单位。苏州地区管理吴县、常熟、昆山、张家港、太仓、无锡(县)、江阴、宜兴等众多县,是我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个采访任务,无疑包含着老人一颗仁爱之心。当时,春节只有三天假,一年一次和爱人、孩子、家人团聚,时间紧不说,对于当时月薪只有几十元的年轻人来说,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老太太将采访任务和我们的探亲融为一体,显然有公私不分之嫌,但她真心体谅年轻人的困难,处处为大家着想。这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心底感到温暖。我们当然不能辜负老人的期望。一到苏州,我便立即和地委宣传部联系,把采访放在第一位。地委报道组组长邵汉昌推荐太仓为采访重点。在太仓县委办公室朱汝鹏陪同下,经过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很快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通讯初稿。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农村改革还没有全面推进,但一度捆住农民手脚的各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绳索”已经解开,农民开始放手多种经营,苏南多年不见的各种特色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常年被运动搞得提心吊胆的基层干部,也终于可以大胆工作了。江南大地确有“春风又绿”的感觉。初稿定了才安心过节。节后上班,老太太看了稿子很高兴,马上推荐给一版头条。可惜,后来可能版面原因,被安排在二版上八栏,题目也被改为《人心向农放手大干》,甚感惋惜。在这之前,差不多每年春节李老太都有任务给我们。记得一次是胡乔木同志批转给人民日报一封“苏南农民反映种双季稻太辛苦”的群众来信,李老太让我去调查。一次是中央媒体批评江都县,引起江都不满需要调查的任务,正好春节期间也派给了我。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是李老太帮年轻人解决两地分居时的仁者之心,慈母心肠。那时,解决北京户口真的“难于上青天”。1980年,一天终于得到一条重要信息,确定北京有一人户口已迁往南京,因而江苏可进京一人,但需要有接收单位。李老太得知后,立即给全国妇联罗琼副主席打电话,希望帮助解决工作岗位问题,很快罗琼副主席回电说可以解决。这样,我爱人和孩子便顺利从苏州来到北京。这使我终身难忘。其他年轻人也同样得到她的关心、帮助。

李老太特别在意热心于她一辈子注重的“三农”事业的人,对农村走出来的编辑记者和热心于“三农”事业的编辑记者甚至多有偏爱。我的同事王慧敏毕业后来到我们的团队,李老太已离休多年,但同样被李老太所关心。他在《我的三位已逝的同事之三:李老太》一文中回忆:我写了篇反映农民种棉碰到众多“沟坎”的文章——《听俺唠唠种棉经》。文章刊出的当天,一位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老太太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篇稿子离农民比较近,好读。但她同时指出,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全面一点。农业增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文章反映的农民种棉不增收这个情况,除了文中提到的“政策障碍”,恐怕还有“科技制约”这个因素。她说:文章只有全面、客观,才能使读者信服。她告诉我,她收集了不少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文章,可以推荐给我。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共有37篇文章,还有一封短笺,署名“李克林”。

由此足见,李老太对于真心实意从事农村报道的年轻人是多么关心关爱。

淡泊名利 生活简朴

刚来北京时,初见李老太,不光称呼上不习惯,她的外观打扮,行为举止,也很难和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上挂钩。生活简朴,这个抽象的词汇,把李老太淹没在大众人群之中了,其实,很难具象化李老太。我真的找不出有什么更贴切的词汇来表述她。总之,她外表的平凡,不是一般的平凡;她内在的高尚,不是一般的高尚;她外在和内涵融合的自然,不是一般的自然。在年轻人心目中,她身躯的普通和形象的高大,是那么的不经意的完美地存在着。

李银河说“由于妈妈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认为文盲老太太”。

李老太生活上极不讲究。刚到北京时,看着她吃的饭菜,我曾在心里默默和苏州我的岳母比较,一个是高干,一个是普通市民,感觉日常生活质量上好像差一大截,很不可理解。时间长了才慢慢习以为常。记得她晚年瘫痪在家时,我们去看她,也听她懊悔过当初没有爱惜好自己的身体,嘱咐年轻人吸取她教训。

李老太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工作的执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心和对人的关爱,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她从不以权谋私,你的工作成绩,就是对她的回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说到李老太高尚的品格,奉献的精神,求实的态度,仁爱的心肠,和淡薄名利的一生,无形的影响和教育了我们,从她的身上我学到很多。这决不是一句空话,是我真心的表达。

李老太一辈子对名利的淡泊也超出常人。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她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其他一切,包括个人的名和利也就无所谓了。这是她的境界所决定的。李银河说:“妈妈的一生活得淡泊。淡泊名利,远离所有的诱惑。自从妈妈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妈妈那里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正是妈妈对人生的感悟”。

2003年,老太太与世长辞。听到消息,悲痛不已,急切等着做一次最后告别,表一下晚辈崇敬、感激之情。然而,等来的是尊重个人意愿,不举行任何仪式的消息。这个最后机会没有了。

李老太,李克林,我们永远的“老太太”,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金台天空”公众号)

(责任编辑: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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