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1-25 07:59 四川日报
“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一方语言,往往是对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最直接的承载。
2018年,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耗时12年编撰的《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作全面搜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可靠资料,从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古代传说等文史哲多学科角度切入,开创性地系统探讨数千年来古蜀语起源、形成、发展以及融合,证明“蜀语是汉语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之一”,同时,“古蜀文化是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
2019年,此书获得了第18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王力语言学奖是中国语言学界最权威的奖项,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评审标准极其严格,在《中上古蜀语考论》获奖之前,一等奖曾空缺多届。
在日前公布的四川省第十九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中,《中上古蜀语考论》获评一等奖。
语言演变
从蜀语到蜀方言再到四川方言
在蜀地数千年变迁中,蜀人语言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中上古蜀语研究”,正是源自他主持的2006年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不同于其他方言,古蜀语的研究材料十分稀少且散见,此前几乎没有对于古蜀语发展脉络的完整、系统研究。汪启明告诉记者,由于“文献不足征”,研究之初,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随着三星堆、金沙以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现,研究蜀地历史文化的出土材料越来越丰富。
“因此,我们打开思路,将语言研究放在整个蜀地历史文化格局之下,大量结合历史和考古材料,研究蜀地语言的发展变迁。”汪启明说,语言本身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族群记忆、社会结构、民族融合、人口迁徙等息息相关。
“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一方语言,往往是对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最直接的承载。
2018年,汪启明、赵振铎、伍宗文、赵静耗时12年编撰的《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作全面搜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可靠资料,从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古代传说等文史哲多学科角度切入,开创性地系统探讨数千年来古蜀语起源、形成、发展以及融合,证明“蜀语是汉语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之一”,同时,“古蜀文化是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
2019年,此书获得了第18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王力语言学奖是中国语言学界最权威的奖项,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评审标准极其严格,在《中上古蜀语考论》获奖之前,一等奖曾空缺多届。
在日前公布的四川省第十九次社科优秀成果奖中,《中上古蜀语考论》获评一等奖。
语言演变
从蜀语到蜀方言再到四川方言
在蜀地数千年变迁中,蜀人语言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中上古蜀语研究”,正是源自他主持的2006年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不同于其他方言,古蜀语的研究材料十分稀少且散见,此前几乎没有对于古蜀语发展脉络的完整、系统研究。汪启明告诉记者,由于“文献不足征”,研究之初,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但随着三星堆、金沙以及众多遗址的考古发现,研究蜀地历史文化的出土材料越来越丰富。
“因此,我们打开思路,将语言研究放在整个蜀地历史文化格局之下,大量结合历史和考古材料,研究蜀地语言的发展变迁。”汪启明说,语言本身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族群记忆、社会结构、民族融合、人口迁徙等息息相关。
蜀语变迁,首先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就是蜀地的移民文化。“在蜀人所居住的成都平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蜀地移民文化的形成。”汪启明说,移民所带来的人口族群变化,对于语言变化来说有着重要影响。
专著考证了“蜀语”一词最早见于魏晋时期的《抱朴子·内篇》,基于蜀地语言演变的根本原因,即社会发展变迁,将古蜀语分为“三个层次”,具体来说包括:“蜀语”,即中上古时期的蜀人语言;“蜀方言”,即宋元明时代蜀人的语言;“四川方言”,清代以来的蜀人语言。
在汪启明看来,三星堆时期的蜀人肯定有着自己的语言,秦汉时期的人口迁徙,后来三国六朝时期刘璋、刘备领军入蜀以及僚人入蜀、西北流民入蜀,直至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都对当今的四川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深入挖掘
充分采用“语史互证”的研究方法
自研究启动以来,课题组几乎读遍了所有与古蜀相关的著作,从中寻找散落的蜀语内容,采用“语史互证”方法,彰显了语言研究对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研究的证据力,拓展了汉语史研究新领域。
研究还激活了很多旧材料,也挖掘了很多新材料。
如过去的文献认为,在秦灭蜀前,“蜀左言,无文字”,秦灭蜀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但课题组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远古传说、文献校雠学、文献辨伪学、文本阐释学、史源学7个方面,用多重证据法提出新见解,包括地理之通、道路之通、考古文化之通,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尧帝时代,蜀人就融入了华夏民族大家庭,秦蜀早已“通语言”,“左言”不是与华夏语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华夏语的一支重要方言。
“当时秦与蜀的语言互通,有不少证据可证明。”汪启明说,关中、汉中通过金牛道、米仓道、褒斜道、子午道等,把蜀与秦在地理上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文化上可以猜测,蜀语与秦语面貌相似,在秦汉时期,蜀语和秦语一道,已成为华夏通语的优势方言。
一个证据是,秦灭蜀仅一百多年后的西汉初年,蜀人“文章冠天下”,出现了“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西汉文学大家蜀人扬雄,遍寻各地方言材料,写成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奇怪的是,《方言》中记载了全国各地很多方言,却对蜀语搜集很少,不过十多个词语。汪启明说,或许当时秦蜀语已是华夏通语的一支优势方言,因此在扬雄看来,蜀语并非方言,而是当时所流行的通语。
研究中,考察、分析古蜀语的词汇成为难题。《中上古蜀语考论》严加甄别,首次系统搜集、考释了中上古蜀语词汇,整理出蜀语词742个,列为《词表》,并分析了中上古蜀语的面貌和演变的若干特点。
这本专著还首次从语言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古蜀人是华夏族团的重要成员,古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也是后来汉语的一支方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将三星堆出土龙纹、跪坐人像、四节玉琮、陶豆等文化符号,与语言学研究互证,有力地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三星堆新出土的龙形青铜器、虎头龙身青铜器等,再次印证了《中上古蜀语考论》提出的这一观点。(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梦琳)
《中上古蜀语考论》
获奖等级
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基本内容
结合文史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古史传说等研究成果,开创性地系统探讨数千年来古蜀语起源、形成、发展以及融合。将古蜀语发展变迁分为三个层次:中上古时期蜀地人的语言称为蜀语,宋元明时代蜀地人的语言称为蜀方言,清代以后蜀地人语言称为四川方言
重要意义
首次系统搜集、整理、考释了中上古蜀语词汇,整理出蜀语词742个,列为《词表》,并分析了中上古蜀语的面貌和演变的若干特点
学术价值
首次从语言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古蜀人是华夏族团的重要成员,古蜀语是汉语的前身华夏语的源头,也是后来汉语的一支方言,古蜀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