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手慧心修古籍

2月22日，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2022年春季修复技术分享会” 成功举行。来自几个修复基地的该中心员工汇聚成都洛带研学培训基地，畅谈交流去年外出学习培训研修古籍文献修复技艺的心得体会，针对中心业务建设提出建议。大厅里充满了暖暖春意。

这个修复中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文献修复中心，成立14年来，已为境内外图书馆、博物院、文化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社团组织等境内外150多家古籍公藏单位修复善本古籍、名人字画、碑帖拓片、册页、票据、红色文献、西文文献、档案、宣传资料20000多册/件，为1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整理普查古籍20多万册/件。仅以2021年为例，全年修复古籍文献1239册/件，其中古籍善本527册/33905叶、名人字画152件/210幅、碑帖拓本82册/3400叶、经折32册/1080叶、拓片118幅、红色文献328册/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2件、二级文物111件、三级文物31件。

该中心的主要创始人、75岁的彭德泉，瘦高的个头，黝黑的脸堂，浓眉亮眼。在接受采访时，眼里却不时地噙着泪水，他对钟情的事业——古籍文献修复，爱得太深。

走出秦巴山

彭德泉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城郊的彭家梁村。“我们家三代教书人、两代图书馆人，代代爱书如命。”彭德泉说，父亲从1945年开始当老师，直到1984年去世也没有离开过讲台。他教了三代学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手捧书本，站立讲台上。彭德泉自幼爱书、读书、唱书、教书、管书、修书。父亲留下的书籍、讲义，在他眼中便是最珍贵的遗产。有空就读，倍加珍惜。

1983年，彭德泉到四川省图书馆参加培训，学习古籍文献分类。他上课专心致志，认真做笔记，很快被当时担任四川省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兼教员的张德芳看中，不久就让他担任了培训班班长。从那时起，彭德泉筑梦图书馆。他进四川省电大，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大专文凭。毕业后，在张老师指导下，学图书分类、学参考咨询，参加学术交流。

2月22日，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2022年春季修复技术分享会” 成功举行。来自几个修复基地的该中心员工汇聚成都洛带研学培训基地，畅谈交流去年外出学习培训研修古籍文献修复技艺的心得体会，针对中心业务建设提出建议。大厅里充满了暖暖春意。

这个修复中心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古籍文献修复中心，成立14年来，已为境内外图书馆、博物院、文化馆、档案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社团组织等境内外150多家古籍公藏单位修复善本古籍、名人字画、碑帖拓片、册页、票据、红色文献、西文文献、档案、宣传资料20000多册/件，为1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整理普查古籍20多万册/件。仅以2021年为例，全年修复古籍文献1239册/件，其中古籍善本527册/33905叶、名人字画152件/210幅、碑帖拓本82册/3400叶、经折32册/1080叶、拓片118幅、红色文献328册/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2件、二级文物111件、三级文物31件。

该中心的主要创始人、75岁的彭德泉，瘦高的个头，黝黑的脸堂，浓眉亮眼。在接受采访时，眼里却不时地噙着泪水，他对钟情的事业——古籍文献修复，爱得太深。

走出秦巴山

彭德泉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城郊的彭家梁村。“我们家三代教书人、两代图书馆人，代代爱书如命。”彭德泉说，父亲从1945年开始当老师，直到1984年去世也没有离开过讲台。他教了三代学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手捧书本，站立讲台上。彭德泉自幼爱书、读书、唱书、教书、管书、修书。父亲留下的书籍、讲义，在他眼中便是最珍贵的遗产。有空就读，倍加珍惜。

1983年，彭德泉到四川省图书馆参加培训，学习古籍文献分类。他上课专心致志，认真做笔记，很快被当时担任四川省图书馆办公室主任兼教员的张德芳看中，不久就让他担任了培训班班长。从那时起，彭德泉筑梦图书馆。他进四川省电大，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大专文凭。毕业后，在张老师指导下，学图书分类、学参考咨询，参加学术交流。

“张老师对我太好了！感觉这条路越走越有兴趣。”彭德泉说。2005年，彭德泉年过半百。这天，彭德泉再次去拜望张老师，张德芳叮嘱他：“德泉，你别待在图书馆了，赶快出去抢救古籍，大量古籍因各种原因正在湮灭，那可是圣哲先贤为我们留下的民族文化根脉啊，抢救一本是一本！”

张德芳作为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分类专家，长期目睹古籍保护现状，对古籍文献的修复和抢救充满紧迫感，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彭德泉：“四川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积淀丰腴，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保守估计四川古籍藏书应该在200万册以上，仅四川省图书馆就有近百万册。然而，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量古籍文献霉烂、虫蛀、残损，我们图书馆人，可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

张老师的话，如投石激浪。彭德泉说：“前人历经战乱、兵火、灾荒、流离，那么艰难把这些古籍传下来。我们今逢太平盛世，怎能眼睁睁看着古籍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消失？不修好，怎么对得起先人，又怎么对得起后代？”

彭德泉很快办理了巴中市图书馆的离岗待退手续，走出秦巴山，到成都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图书馆人，开始筹划古籍文献保护和修复工作。

时任广汉图书馆馆长秦一对彭德泉说：“彭馆长，要抢救就先来抢救我们广汉的书吧。我们有两万多册古籍，打包堆码在墙角几十年了。我得了胃癌，五分之四的胃都切了，趁我还活着赶紧来！”

彭德泉闻讯赶到广汉，对秦一说：“秦馆长，你太让人感动了，我们一起干，抓紧干！”

要修好一本古籍，除照相、登录、清洗、消毒灭菌杀虫、配纸染纸外，还有托、补、裱、拆、锤、压、捻、齐栏、打眼、钉线、贴写书签等20多道工序。彭德泉明白，抢修古籍，必须先从培养人才入手。

他们与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广汉市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古籍修复培训班。时任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赵红川讲授古籍保护概论；四川省图书馆退休的古籍修复专家刘英讲授古籍修复技艺；彭德泉作为副研究馆员，讲古籍分类。学员来自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的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系统，还有一些是从未接触过古籍修复工作的下岗工人。

在培训班，彭德泉告诉大家，古籍修复人员基本素质，除需要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技术和修复经验外，还需要有很好的个人修养。综合起来讲，就是在专业技术、文化修养、心理素质三个方面比较优秀的人，方才适宜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培训班结束后，彭德泉他们抢抓机遇，在广汉图书馆的支持下，从培训班招聘了一批员工，组建起古籍修复基地。

再难也要坚持

创业之初，基础条件太差，各种困难超出了彭德泉的想象。

体会最深的，是广汉修复基地现任负责人潘艳。她当时是广汉百货公司的下岗职工，中心成立之初，她参加培训班，应聘成为广汉修复基地的首批员工。她回忆说，最初在书库阁楼开展修复，场地只有10来平方米，层高仅2米，窗户窄小，光线昏暗，密不透风，四五个人挤在一起，为广汉市图书馆整理堆码在墙角近30年的两百多包、两万余册古籍。记得每打开一包书，里面的飞虫迎面翻飞，死老鼠毛、霉灰、纸渣五味陈杂，呛得人不断干咳，睁不开眼，戴两层口罩也无济于事。清理一阵，就双手发红，痛痒难忍，得赶紧去卫生间水龙头下清洗。年逾花甲的彭德泉，带头爬阁楼去参与开包整理，整整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进行除尘、登记、分类、上架，方才基本完成清理工作。

创业之初，广汉基地条件十分困难，资金紧缺，无力购买更多的修复工具及设备，广汉基地的员工们自己出去检石板、砖块做压书板，有些员工将家具锯了拿来压书，代替压平机，找铁匠打锥子，去木器厂做木锤，将自己家的箩筛拿来筛面粉，调制浆糊……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而员工的待遇，一个月仅300元，有时竟然几个月发不出来，但无人叫苦、无人离开，反而还开导彭德泉：“没关系彭主任，我们慢慢会好的。”

2012年，成都修复基地开办之初，仍然很艰难。彭德泉带头因陋就简，制作简易工具。他先是把家里的切菜板搬来，又把洗衣台大理石锯成几段，还把一架旧床拆掉，改成多规格的压书板。儿子彭克买了一个三开门的衣柜，刚拉到家，见到父亲的举动，立即把衣柜捐出来拆掉改制成修复的小设备。听说附近一家餐馆要停业转向，一些碗、盘、餐盆、坛子之类的东西要扔掉，彭德泉便带着基地员工上门去收捡，盛染料、全色、装浆糊的器具多数都不用买了。

彭德泉介绍，“记得创业之初，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广汉基地没有取暖的设备，员工只能硬抗。”潘艳说：“他们的手冻肿了，破皮流黄水，好几位员工感冒了，嗓子沙哑了，但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请假休息。还有一年初冬季节，我们的古籍普查整理组去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普查整理古籍，计划15天完成。由于馆舍条件太差，空间狭窄，馆藏古籍太多太烂，霉虫、湿气、灰尘、寒冷一起袭来，害得好几位员工反复生病、感冒。带队老专家视力不好，身体虚弱，鉴定分类却一丝不苟，晚上还要熬夜复核白天录入的数据。一位女员工因要去参加普查整理，提前强行给儿断奶，却一走就是29天。我中途去看望他们，看到晚饭摆在桌上，却都在吃感冒药，还有人未带棉衣，冻得嘴皮发紫。”

看到员工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彭德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谈起创业初期的那段经历，彭德泉十分感慨，眼泪滚了出来，他说：“我们的员工真的太优秀了，为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不辞艰辛，不计报酬，是他们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

彭德泉说：“修复中心一路走来，是与引领、关怀、资助我们的恩人、贵人分不开的。”创业之初，中心发起人之一、时任省政协常委、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冯家辉先生全力以赴，中心登记注册、大项开支、补发工资、交通费用、买车接送文献等等，全靠冯先生。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著名古籍文献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李致忠老先生多次亲临中心视察讲学并担任中心顾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亲自担任中心顾问，悉心关怀引领指导中心成长。时任四川省文化厅长郑晓幸亲自过问、关心修复中心的文物修复资质申报并深入中心现场办公纾困解难。省文旅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王毅2011年在广汉修复基地看到彭德泉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抢救修复大量的碑帖拓片，为他们在成都免费提供500多平方米修复场地和专用设施设备建起成都修复基地，并于2013年支持修复中心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成功举办了“巧手彗心——纸质文献修复成果展”，引起业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一提起修复中心成长过程中的恩人、贵人时，彭德泉总是激动不已，数度哽咽，觉得有诸多亏欠。他时时告诫员工“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恩人和贵人”。这也是他至今仍坚守在修复中心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心党支部书记，去年他被评为“四川省级社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看着书库里有序排列的古籍，广汉馆领导很感动，广汉市四大班子领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图书馆领导先后莅临视察调研，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2008年9月，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在广汉挂牌成立。这是我国西部地区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修复机构，一支“自主创业、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辟市场、自负法律责任”参与古籍保护的社会力量，于2013年初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从此具备了进入文物系统、大专院校系统和档案系统承修纸质文物的资格。2016年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批准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传习所导师、中国当代古籍修复大师杜伟生先后3次在该中心收徒，传道授业解惑。2017年建起“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龙泉驿分中心”，2018年荣获“中国社会组织5A级单位”称号，2019年自筹资金建起“艺匠 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全年免费对外开放，去年举办了3场专题展览，开放317天，共接待游客57万人次。2020年建起“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研学培训基地”，与传习所、省民宗委、省文旅厅社会组织联合党委、部分大中小学等部门开展党员培训、微党校活动、古籍文献修复、“四川省少数民簇古籍保护培训班”、传拓、研学等活动，该中心充分发挥了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教育职能。如中心培训部设计了9大类中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研学培训课程，去年接待参加研学的省内外中小学生达1157人次，“送古籍保护知识进校园”服务活动46期2500人次。

让每一件作品都获得新生

通过多年对广汉和一些地方古籍公藏单位保护现状的调研，彭德泉惊奇地发现，由于受到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四川盆地终年温热潮湿，加上经营、管理等诸多人为因素造成近半数馆藏古籍文献出现不同程度的霉变、虫蛀、酸化、脆化、絮化、鼠啮、水渍、油污、烬毁、粘连、断裂、残损等破损类型；有的刻印精良的善本古籍，却遍体虫洞，满目疮痍 ，有些整套书连同木匣都被虫蛀得面目全非，粘黏在一起，成了书砖；有的珍贵碑帖被黑霉包围，打不开，令人欲哭无泪。

然而，10多年来，无论修复难度有多大，这支古籍文献修复团队都从来没有拒收过任何一件需要保护修复的古籍文献，他们总是会让每一件作品都获得新生。这得益于他们在筚路蓝缕之后的勇猛精进。

2011年，彭德泉只身飞到北京，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专家到广汉修复基地鉴定验收员工的修复作品，检验修复质量。杜伟生先生去了。杜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古籍修复要求十分严格。他一副严肃的表情，从兜里掏出三角板，对准书口和天头（古籍书的上沿）、地脚（古籍书的下沿）以及书脊等部位，对其线条、平整度、角度等进行反复测量，翻开修好的书叶和碑帖拓片查看修复质量。彭德泉和在场的员工都看得胆战心惊，人人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因为这位专家可是古籍修复国家标准的起草人啊。直到杜先生满意地点头称是，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公函附杜伟生先生签名的鉴定意见成为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2013年春获颁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的重要依据。

打那以后，杜伟生先生被正式聘请为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顾问、传习所导师，每年都多次到中心授课和现场指导。陆续被聘为顾问的还有十多位中国古籍修复代表性传承人、古籍文献专家、传拓专家、修复大师、文物专家、版本目录学家，他们对中心员工手把手教、心贴心帮。经过多年共同帮带下，修复中心员工的技术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得以突破。

2016年，中心承修唐开元九年（距今1300年）的唐人写经，共计4个长卷，严重酸化、脆化、霉变、虫蛀，一触成粉，分离的纸片字块结成书砖，系濒危破损文物。抢救保护修复时，要揭开，要配纸，要固色，要拼字，一切都太难！《敦煌遗书》抢救修复小组的修复师们知难而进。他们严格按照顾问团队的要求，通过修复路线专家讨论会、数据采集、纸张测厚、PH值检测、纸张纤维成份检测、固化处理、超低温冷冻杀虫灭菌后，历时半年多、连续实施了3个修复过程，最终让奇迹发生。修复后的《佛说迴向轮经》《大通方广经》《大般若经》重获新生，得到收藏方高度赞赏。彭德泉说：“这是修复师们职业良心和扎实技艺所迸发出的智慧能量的结晶！”

彭德泉还说：“我们对每一件古籍的修复都怀有敬畏之心。”2009年，一位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来中心讲学，她告大家：“宁可不修，也不能乱修。乱修就是一种伤害，就是犯罪。”

中心员工们记住了，并认真践行。《函海》的修复过程便是最好的印证。《函海》是研究巴蜀地区历史学、文学、金石学、语言学、民俗学、美食学的重要参考书。由于该古籍文献的纸张色彩比较特殊，对修复使用的纸张需要配色染纸。他们按照教材的要求，用茶叶水浸泡染出与原作相同的颜色，不料，10天以后，染色纸开始变色。

员工们心急火燎，彭德泉他们立即请教专家顾问，或登门请教，或电话咨询。综合专家意见后，决定采用陈茶煮水做染料。经过员工精心操作，选茶、熬制、染色，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成功。《函海》的纸张成色修旧如初，得到专家和收藏单位的一致好评。

团队的力量

坐落在中国第二大苏区四川巴中境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以全新的面貌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诞辰日。展厅里，修复后的红军标语、布告、政纲、传单、档案、钱币等珍贵文物，整齐排列，向人们讲述着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彭德泉自豪地说：“那里展示的红色文献是我们中心员工用几年的时间抢救修复、整理出来的。”

如今的四川西部古籍文献修复中心，已经有近50名一线员工，其中有不少是高学历，他们组成了古籍文献修复和整理、普查、传拓、研学、培训团队。选择做古籍修复人，是不少年轻人追逐的梦想。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国内第一家民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批准建成。靠着巧手慧心，“国工艺匠”们把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这块牌子立起来，在业界响当当。

走进龙泉洛带古镇客家土楼的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研学培训基地，“鲁萌工作室”的标牌十分显眼。当初，谁也没有想到，2009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的鲁萌，在汽车销售员岗位干得正红火的时候，辞职来做古籍修复工作。鲁萌的执着与刻苦，被彭德泉看好，中心将她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先后推荐她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纸质文物修复、传拓技艺等培训班、提高班、研修班学习，她都取得优异成绩。2013年，中心安排她拜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为师。在师傅精心培育下，认真学习、研修、传承杜老师独特的修复技艺，一路精进成长为西部文献修复中心技术带头人，被成都市人民政府授予首届“成都工匠”，牵头完成了多个国家级重大古籍文献修复项目。

更值得一提的是聋哑修复师陈亚。她十年前诚惶诚恐的来到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学习古籍文献修复，经过9个多月艰苦的性格磨合、基本功训练、专业知识学习，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修复师，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先后受到中央、省、市等新闻媒体的专题采访，去年还被成都市政府授予“成都工匠”的称号。

青年修复师杨世全来中心前是出租车司机。起初，彭德泉一直对他能否静下心学修复起疑。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耐住性子接受了长达9个月的岗前培训，又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上岗考试！原来他肯下硬功夫，记不住培训教材上的内容，就随身携带，日日诵读，靠着惊人毅力，把培训课程一字不漏背下来。他在修复实践中，练就了过硬的修复技艺。

修复中心副主任田勇来中心以前是国企高管，源于对古籍修复事业的好奇，10年前他来到中心工作。为扩大影响，凡遇国内、省内文化事业单位大型会议、展览，田勇就提着厚厚一沓宣传资料前去散发。为拓展业务，他不分节假日常年奔波在外，有时一日驱车往返数百公里。彭德泉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一个对古籍保护行业一窍不通的人，到如今一提起古籍修复就滔滔不绝，难以割舍，他完全把自己的情怀揉进了这份神圣的职业里。

修复中心于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开展修复质量年活动，成立了质量检验机构，严格按国家标准层层把好修复质量关。同时，于2016年初建立了国内第一家国家级民营机构修复技艺传习所，传习所揭牌暨拜师仪式上，中心11位优秀青年修复师在杜伟生老师膝下行了庄重的拜师大礼。

2013年中心成立五周年时，他们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成功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巧手慧心——纸质文献修复成果展”，200多件展品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心承修的善本古籍、西文文献、字画、碑帖拓片、册页、档案、票据等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的实物及图片，并现场举行了修复、传拓、古法抄纸演示、传统拜师仪式和学术报告会，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褒扬他们为“艺匠国工”，国内30多家新闻媒体作了报道，称他们为“江湖郎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修复中心现任主任、理事长彭克。他原本是成都市总工会的一名正处级干部，一个文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他坦言，多年来，他从父亲忘我追求、执着坚守、慎始敬终、弘毅笃行中领会到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的使命与担当，也从父亲忙碌的身影中，感同身受到了古籍文献抢救修复的任重道远。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多年的高血压、还患过两次脑梗，劳碌奔波，积劳成疾，他既心痛又着急，于是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就是当他在体制内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在2018年初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辞职，走进了这个民办非企业的修复中心，双手接过父亲手里的接力棒。真是“上阵父子兵”，他给中心带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管理模式，注入了年轻的朝气与活力，让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的规模和实力得以大幅度提升。

跟随彭德泉的脚步，走进中心于2019年建成开馆的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笔者为之惊叹：这里陈列了500多件古籍文献修复成果。5大区域生动地展示着古籍主要破损类型、古籍修复流程、古籍修复案例、古籍修复常用工具和9位中国当代古籍修复大师、高浮雕传拓大师修复业绩及学术成展示等等。十多年来，修复中心和传习所承接和修复了逾两万册/件各类古籍文献。这些濒危的纸质文物，经过这个团队的抢救性保护修复，真可谓凤凰涅槃，化腐朽为神奇，重新被唤醒，再现它们的历史真面目。其中，有诸多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被抢救修复。敦煌遗书、明《永乐北藏》、清代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李调元的《函海》、《龙藏经》、《宝贤阁法帖》以及岳飞、苏轼、唐伯虎、郑板桥、米芾、李鸿章、曾国藩、林则徐、张传山、孙中山、张大千、郭沫若等历代名人的书法绘画作品。这些文献的修复，在业界反响强烈，为不少专家学者在古籍文献中寻找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和可贵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