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数第二的“冠军”

北京冬残奥会男子滑降站姿组比赛中，没有双臂的孙鸿胜格外显眼。过弯时，他孤零零的躯干和地面形成锐角，时不时能听见他穿透性极强的吼声。解说员笑称，“他（过）每一个弯道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声音”。

高山滑雪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滑降更是“速度能放多快放多快”，运动员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40公里以上，一位赛道技术官曾形容雪板摩擦雪面的声音“跟飞机起飞一样”。

孙鸿胜所在的站姿组运动员来自9个残障等级。据教练介绍，因为他是冬残奥高山滑雪项目唯一一个无臂运动员，和其他等级运动员一起比赛时，成绩计算上有一定劣势。

他知道拿奖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不是埋汰我自己，能进前20，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要是进了前8，我过完终点都能跪着哭一场。”

刚接触滑雪，孙鸿胜就知道自己没有多少选择。他只能练双板滑雪，因为单板要用手拉出发门。被选入高山滑雪队后，高山滑雪项目分为技巧系列和速度系列，技巧系列会设置更密集的旗门，运动员绕过旗门需要频繁变换身体重心，而他因为没有双臂，灵活性较差，重心变换比其他人慢，只能选择速度系列。

那是2016年，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队刚成立，当时国内的教练都没接触过残疾人滑雪，体能教练朱荣荣回忆，“一切的一切都是空白，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问题。”

北京冬残奥会男子滑降站姿组比赛中，没有双臂的孙鸿胜格外显眼。过弯时，他孤零零的躯干和地面形成锐角，时不时能听见他穿透性极强的吼声。解说员笑称，“他（过）每一个弯道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声音”。

高山滑雪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滑降更是“速度能放多快放多快”，运动员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40公里以上，一位赛道技术官曾形容雪板摩擦雪面的声音“跟飞机起飞一样”。

孙鸿胜所在的站姿组运动员来自9个残障等级。据教练介绍，因为他是冬残奥高山滑雪项目唯一一个无臂运动员，和其他等级运动员一起比赛时，成绩计算上有一定劣势。

他知道拿奖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不是埋汰我自己，能进前20，我就高兴得不得了。要是进了前8，我过完终点都能跪着哭一场。”

刚接触滑雪，孙鸿胜就知道自己没有多少选择。他只能练双板滑雪，因为单板要用手拉出发门。被选入高山滑雪队后，高山滑雪项目分为技巧系列和速度系列，技巧系列会设置更密集的旗门，运动员绕过旗门需要频繁变换身体重心，而他因为没有双臂，灵活性较差，重心变换比其他人慢，只能选择速度系列。

那是2016年，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队刚成立，当时国内的教练都没接触过残疾人滑雪，体能教练朱荣荣回忆，“一切的一切都是空白，要面对很多未知的问题。”

而孙鸿胜作为罕见的无臂高山滑雪运动员，在不同类型的坡度上，身体保持什么角度、重心放在什么位置、腿部哪一块肌肉发力，更是要一点一点自己摸索。有些队友会看国外运动员的视频学习动作，他很少看，“看了也没用”。

上雪场一个星期后，他第一次摔跤，因为没压住雪板、身体后仰，背朝下硬生生地磕在雪道上。雪板从脚上滑落，板刃贴着皮，直接从尾椎骨划到肩膀，在背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要是现在我朋友想来练高山（滑雪），我绝对会劝他别来。本来就缺胳膊少腿，太危险了。”但对6年前的孙鸿胜来说，那是他回到赛场唯一的路。

孙鸿胜曾经的赛场在水中。他知道，从零开始一项运动没那么简单。14岁时他刚接触游泳，要在没有手臂缓冲的情况下，头朝下扎进2米多深的泳池。他常常因为害怕，站在跳台上犹豫好几分钟都不敢跳，最后让教练把自己推下去，全身都被水拍得通红。

但他坚持了下来。“我小时候就觉得残疾人出头很难，从别人看你的眼光你就知道了。在这个小地方，学习再好，也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想真正出去看看。”2008年，辽宁省残疾人游泳队来学校选拔，这是他唯一的机遇。

被选拔到游泳队后，他有韧劲、能吃苦，花一年的时间就赶上了早几年入队的队友。因为需要队友和教练帮他系泳裤、戴泳帽和泳镜，他只能在大家走前，趁着别人休息的空当多练几趟。泳池里，没有双臂辅助前进的他为了对抗水的阻力，头要尽量藏在水中，少换气，用腰腹和肩膀的力量带动上半身摆动。

“进游泳队就算踏入了社会”，他开始和队友们出门逛街，在网吧打游戏，和师兄师姐学会了如何敬酒，开始知道吃饭时不要抖腿、不要咂嘴，也找到了新的目标——2012年伦敦残奥会。

两年多后，他所在的游泳队因为经费问题解散，他只能回家。他仍然等待着回到泳池的那天，每天一大早就出去跑步，几乎每周到离村子车程30分钟的小河游泳。

一年后，他听说云南有一个残疾人游泳俱乐部，每月4000多元的学费。孙鸿胜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决定先尝试一年。

去了云南，他发现因为长时间没有专业训练，自己“腿变硬了”，也找不回之前的水感。他很着急，每晚失眠，脑子里一遍一遍回忆动作，动作做标准了，但在水中就是快不起来。刚去时孙鸿胜在最前面领游，但当他看着队友的速度不断变快，马上就能摸到他的脚，他知道再耗下去只会给家里增加负担。回到家后，他辗转于残疾人艺术团、网络游戏代练、网络主播推广等不同职业，试图忘记体育的梦想。

开始滑雪纯属偶然。2016年，在游泳队师兄的婚礼上，师兄告诉他省滑雪队正在选拔人才，想去的话，第二天就要到沈阳。

孙鸿胜不知道滑雪是什么。他最熟悉的、和雪相关的活动是打雪仗，他因为用脚抓雪抓得慢、扔得也慢，总是在躲避别人扔来的雪球。

但他知道，在滑雪队要是表现好，就有可能参加冬残奥会。回到家，一听到母亲回来，孙鸿胜就从炕上蹦下来，冲到母亲的屋里喊，声音兴奋得颤抖：“妈妈我得走了，我要去练滑雪！”

刚进队，游泳培养的身体柔韧性帮助他更快地适应滑雪，他能灵敏地将身体从失误前“救回来”。他喜欢那种“将摔未摔的倾斜感”，这时身体已经到了临界状态，“其实失误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因为你已经超出了你平常滑的极限，但你已经忘我了。”

从泳池到雪场，从一条柔软的鱼变成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孙鸿胜面对的环境比水中严酷得多。

进步都是“硬摔”出来的。高速滑行中，惊心动魄的瞬间很多，他从没选择过保守的选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往下干就完事儿了。”有次临比赛的终点线前，为了快几秒，他让自己的身体飞出去，在空中翻了3个后空翻，结果落地时，脸拍在雪道上，“用下巴刹出去好几米远”。

开始滑雪后，他从来不当着父母的面脱衣服，怕他们看到自己身上的伤疤。孙鸿胜的母亲前几天看电视上儿子接受采访，才第一次知道他的伤病和压力，“又激动又害怕”。在她的回忆里，孙鸿胜从来报喜不报忧。有次放假回家，孙鸿胜一反常态地没有出去跑步、锻炼，而是躺在床上玩手机、看电视，直到被母亲骂，才坦白自己腰受了伤。

更重要的是，他要学着在比赛中和恐高共存。高山滑雪比赛在垂直落差较大的山上进行，孙鸿胜站在山顶腿就抖，坐上山的缆车也害怕，不敢睁眼，“吓哭过很多回”。第一次在室外滑雪场，他横着雪板，侧着身一步一步地往下迈，正常30分钟能滑完的雪道，他用了1个多小时才到山底。“那都不叫滑雪，叫挪雪”。

恐高会明显影响他的表现。有时候孙鸿胜明明想加速，身体会不受控地减速。这在跃过坡点后短暂腾空时尤为明显，风和气流操控着他的身体，他感觉上半身和下半身脱节，“腿往下掉，身体往上提，但只能控制上半身”。

强大的阻力让他没有还手之力，“人家有手的能往下压”，他上下耸动肩膀模仿，“但我没那个动作。能不能稳稳落地，只能听天由命。”

在训练和比赛时，他最大的劣势——没有双臂，让平衡成为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从小习惯用右脚吃饭、洗漱，他的右脚比左脚短2厘米，这也为控制重心增加了难度。

对他来说，转弯时重心的变换尤其困难。手臂能更好带动身体偏移，“有时候我就带不过去，会冲出赛道。”为了成功过弯，他上身先要往前抢、重心往前压，再用脚踝往一侧发力，脚使劲顶住雪鞋，带动小腿、大腿、腰腹从下往上一起发力，一气呵成，才能及时完成转向。

而在缓坡的时候，运动员需要做“抱杖”动作，将双手置于胸前、雪杖夹在腋下，缩紧身体、双腿半蹲，以减小风阻。他没有双手的辅助，只能绷紧全身、努力往后坐，把背放平，并用大腿和臀部的力量保证自己不会向后倾倒。

在整个过程中，受速度和坡面角度影响，孙鸿胜要和不断弹起的雪板对抗，有时弹力是自身重量的几倍。因为没有双臂辅助，他只能靠双腿和腰腹的力量压住雪板。

为了训练腿部力量，教练用绳子把轮胎系在他的腰上，让他拖着轮胎快速奔跑。他回忆自己累得“舌头伸出来”“皮都要掉了”。有时因为用力过猛大腿抽筋，没法揉腿，痛得只能在雪地上打滚，“忍忍就过去了”。

“那是很久很久很久的训练，”孙鸿胜有些痛苦地闭上眼睛，“你看光我出发蹬的那两下，背后是好几万次的练习。”

教练也想了很多办法做“特殊辅导”。过弯处撞击旗门时，巨大的冲力让他难以稳住身体，“比如你骑60多迈的摩托车，有人突然推你一下。”为了模拟这种感觉，教练会用一两公斤重的球在孙鸿胜的肩膀上敲打。

练习平板支撑时，教练则会把两个和手臂高度差不多的椅子放在他肩膀下面，帮助他支撑。为了锻炼平衡和协调能力，孙鸿胜还会穿着雪鞋、蒙着眼睛在七八米长的平衡绳上走，绳子离地1米多高，摔下来就是钻心地痛。

除了日常训练，孙鸿胜自己也有一些克服恐惧的小方法。为了释放恐高的压力，他习惯在滑行时大吼，“我能从头喊到尾”，声音在整个雪场回荡。为了让自己适应高空的感觉，他会和队友一起去游乐园坐大摆锤、过山车，“什么刺激坐什么”。

慢慢地，高速滑行从“酷刑”变成了享受，滑行时他的余光里也有了树木和山脉。这次站在垂直落差近900米、有20多层楼高的“雪飞燕”上，兴奋远远压过恐惧。

身体上的劣势能通过训练弥补，心中隐秘的痛苦只能独自消化。从训练之初，孙鸿胜就一直对分级有困惑。国际残奥委会会对参赛选手的残疾情况和运动能力进行评级，将残疾程度相近的运动员分为一组竞赛，最终成绩要按照各自的等级系数计算。

2019年的一次比赛中，他拼劲全力拿了第四名，发现前三名都是脑瘫运动员，因为他们减去的秒数更多，“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绝对公平不太可能。感觉心好累。”2019年年底，国际分级系统师告诉孙鸿胜，他的情况在世界高山滑雪运动中很少见，想给他重新分级，但因为疫情最终没能实现。

孙鸿胜也有撑不住的时候。“越滑越不会滑，越滑越蒙圈”，有次他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主教练达里奥看他状态不好，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他，让他出去散散心。孙鸿胜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广州，在车上坐了一天一夜，下车就在马路边上哭。

除了滑雪，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想让自己热爱的滑雪像游泳一样从眼前溜走。于是哭完直接去机场，买了最近的航班机票回去继续训练。

在自我拉扯的过程中，他逐渐学会和负面情绪共处。心烦的时候，他就从宿舍溜出来到雪场周围溜达，戴上耳机，随便点开一首动感十足的DJ歌曲，远远看着夜幕中若隐若现的山峰。

“你要学会在雨中舞蹈。”达里奥曾经对孙鸿胜说。

他习惯了用玩笑稀释生活的苦涩。他的外号叫“大圣”，因为他在队里话多、闹腾，不爱写训练反思，“在脑瓜里反思反思得了”。他在一家短视频平台上的名字叫“我是孙鸿胜-yyds”，在里面分享着他和健全人无异的琐碎日常。他记录下自己用脚洗漱、写字、打游戏的过程，再给视频加上充满斗志的文字和好看的滤镜。

他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很重要。小时候村里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他用“阿Q精神”捱过闲言碎语，“他们都是羡慕我过得比他们好”。

他把“展示自我”作为新目标，状态放松了很多。“拿不了前三，你紧张啥？让他们紧张去吧，你气势就把他们吓死了。（我）能站在出发台上就已经很满足了，人生几次能站在最高的赛事上呢？也算是证明了我这个级别。”

作为世界高山滑雪界鲜有的存在，孙鸿胜已经很满足了，“我现在的技术都是自己开创出来的，我就是后面像我一样的人的前辈，能让他们少走点弯路。”在国外比赛时，很多教练都把孙鸿胜的比赛过程录了下来，向他的教练达里奥询问训练方法。

当被问到有没有崇拜的滑雪运动员，他毫不犹豫地咧着嘴说，“我感觉我自己就比较厉害”。

朱荣荣回忆起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队成立之初，“刚开始来的小孩就像没长开的茄子，再拿现在的照片作对比，现在就是一朵花”。而她对孙鸿胜的印象则是“从开朗变得更开朗”，在教练心情低落的时候，孙鸿胜还会主动逗教练开心。

孙鸿胜也觉得，滑雪让他有了克服恐惧的胆量和自信。他希望自己这个级别的人越多越好，“不是所有残疾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机遇”，他回忆自己在残疾人艺术团时，有些年纪小的孩子怕人、不敢讲话，不愿走到社会中。

他想对那些有运动梦想的残疾人说：“多出来走走，看看世界有多大。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也别回，就使劲撞，把墙撞倒。”

在他心中，“大圣”和他最大的相似点是，纵使经历了磨难，还相信着“我命由我不由天”。

“滑下去就行！能滑下去我就胜利了！”在男子滑降站姿组比赛的出发线前，精瘦、修长的孙鸿胜冲队友们喊完这句话，扭动了两下光秃秃的肩膀，身体前倾、头往下沉，顺着坡狠劲栽下去。

滑行中，他知道自己雪板控制得并不算好、腿也抖得厉害，“每个阶段板子都有点飘”。但在最后一个悬崖跳时，他用尽力气奋力一跃，平稳地顺着坡面滑下。

在终点等着他的，是倒数第二名的成绩。但他开心得像拿了冠军，“我完美地完成了比赛”。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