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师袁东珏：为古籍“号脉治病”

《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修复前后对比图。

袁东珏正在修复《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

古籍修复师袁东珏。

修复古籍需要用的工具。

袁东珏修复的清康熙年间瓷板印本《周易说略》获全国古籍修复技术竞赛优秀奖。

3月23日，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手握马蹄刀的袁东珏左右开弓，一双巧手翻飞在白润的纸页间，手下明刻版《文心雕龙》得到细心修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出于《文心雕龙》的名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袁东珏的写照。

在过去近40年里，袁东珏修复的各类珍贵古籍及书画、图档资料多达355种，4088册，总量超55000叶，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25种，190册，7350叶。

埋首故纸，不辍耕耘，书叶里的天头、地脚、边栏构建起了她生命的经纬，也勾连起了近40年四川古籍修复演变史。青丝华发，她以匠心守望，让絮化的历史暗香浮动，重焕青春华彩。

古籍修复师就是“书病”的医生

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袁东珏的修复台就在最中间。桌上，马蹄刀、针锥、喷壶、量筒、毛笔、镊子、尺子、起子、刷子……近30种工具分列其上，袁东珏正忙着以“金镶玉”方式修复《文心雕龙》。

古籍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少数民族古籍为1949年以前）。在时间洪流里，因环境、保存不当等原因，书会出现絮化、鼠啮、破损、污渍、虫蛀等“病”，有病就需治，修复师就是“书病”医生。

指着书中夹杂的一页档案纸，袁东珏将古籍修复步骤一一道来：书从书库提取后，先要拍照存档，记录现存的种种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然后再进行拆页、编号、补破、喷潮、折叶、裁剪、捶平、压实、装订等流程。

《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修复前后对比图。

袁东珏正在修复《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

古籍修复师袁东珏。

修复古籍需要用的工具。

袁东珏修复的清康熙年间瓷板印本《周易说略》获全国古籍修复技术竞赛优秀奖。

3月23日，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手握马蹄刀的袁东珏左右开弓，一双巧手翻飞在白润的纸页间，手下明刻版《文心雕龙》得到细心修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出于《文心雕龙》的名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袁东珏的写照。

在过去近40年里，袁东珏修复的各类珍贵古籍及书画、图档资料多达355种，4088册，总量超55000叶，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25种，190册，7350叶。

埋首故纸，不辍耕耘，书叶里的天头、地脚、边栏构建起了她生命的经纬，也勾连起了近40年四川古籍修复演变史。青丝华发，她以匠心守望，让絮化的历史暗香浮动，重焕青春华彩。

古籍修复师就是“书病”的医生

穿过长长的走廊，走进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袁东珏的修复台就在最中间。桌上，马蹄刀、针锥、喷壶、量筒、毛笔、镊子、尺子、起子、刷子……近30种工具分列其上，袁东珏正忙着以“金镶玉”方式修复《文心雕龙》。

古籍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少数民族古籍为1949年以前）。在时间洪流里，因环境、保存不当等原因，书会出现絮化、鼠啮、破损、污渍、虫蛀等“病”，有病就需治，修复师就是“书病”医生。

指着书中夹杂的一页档案纸，袁东珏将古籍修复步骤一一道来：书从书库提取后，先要拍照存档，记录现存的种种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然后再进行拆页、编号、补破、喷潮、折叶、裁剪、捶平、压实、装订等流程。

古籍修复并非易事。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写下古籍修复师应具备“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等特性。针对古籍病害不同，修复师需对症下药，有虫蛀的，需要将补纸撕小，采用手工调制的糨糊一一补缀；版心裂开的书叶，要及时用溜口纸粘连固定；遇到墨迹遇水容易洇化的书叶，则需要采用干补等手法修复……所有过程都要掌握一个“度”，考验的是修复师的“手艺”。

明刻本《陈伯玉文集十卷》收录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作品，对于研究其文风具有极高意义。这本馆藏文物为李一氓先生捐赠。修复时，袁东珏将书拆开，反面朝上，用毛笔蘸上糨糊，把相同材质、色泽相近的补纸粘到破损部位，只保留2毫米的重叠部分，再把多余的补纸撕下。修复之前，书籍第一册李一氓题写的书签，已布满污垢，经袁东珏巧手将书签揭下修补洗净后，书签上原有的金粉露出了本色，微光闪闪。再后，袁东珏利用国画颜料曙红、钛白、赭红、墨色调配成藕荷色，染色宣纸补书皮，内页用毛太纸，溜口用皮纸染成相近颜色修补。为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尽管该书还有版心断裂等问题，但考虑到这些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袁东珏并未过多干涉，保留了原样。

明刻版《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是近年来四川省图书馆修复的重要古籍。它是明代张世贤注释的一部医经著作，刊于1510年，共八卷。袁东珏回忆，这部书是在四川省古籍普查中发现的。当时用报纸包着送来，打开后，她倒吸了一口冷气：纸张老化、脆化严重，不少书叶已碎成渣。最小的碎片仅一厘米长，还原非常困难。“比如，书中‘五行相生’中的‘相’字就断裂开来，和其他文字碎片混在一起。我依据边栏一块一块对照，才最终找到断裂的碎片。”每次修复，她都屏住呼吸，生怕将碎片吹飞。不过，将一个个碎片拼接起来之后，她也很有成就感，“和年轻人玩拼图一样，折磨又有趣。”

修复《文心雕龙》，由于该书天头、地脚太窄，袁东珏采用的是古籍修复里一种非常复杂、难度较高的方法——“金镶玉”。简单来说是将书叶四边都衬大于书叶的宣纸，余出的部分再衬一层宣纸，书捻连缀原书叶和衬纸，再装订。由于古籍书叶多呈黄色，所以为“金”，宣纸白色为“玉”，因此叫“金镶玉”。这样处理，可使古籍美观大方，还可避免读者翻阅时碰到书心，延长古籍的使用寿命。

一次培训让她甘愿与古籍伴终身

将时间坐标移至上世纪80年代，举步维艰的古籍修复正从漫长的寒冬中苏醒。1983年，当时文化部分别在杭州和上海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这也是1949年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古籍修复培训，由上海图书馆的赵嘉福和潘美娣及浙江图书馆的钱蟾影任教，师资力量相当强大。

因为有在印刷厂制作精装和平装书的经验，袁东珏被推荐去参加培训，她和来自全国各地约30名同学在杭州和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系统学习。如今，培训班中的不少人已成为中国古籍修复界的中流砥柱。对当时的培训内容，袁东珏记忆犹新，“课程分为半天理论、半天实操，培训内容从纸张鉴定、古籍版本到修复技巧等均有涉及。”这次培训，让她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光笔记就记满了两大本。课余，钱蟾影还带学员们去学纺织，练习如何打结，以方便后期书籍的装订。碰上好天气，也带学员爬孤山，实地认植物、捡果壳，告诉他们哪些可用于纸张染色。

为了训练学员们的耐心，钱蟾影还使出一种特别的教学方法，就是将浙江产的一种小核桃带给学生们吃。“那时物资还不丰富，好吃嘴的我们只能耐着性子，从小核桃里仔细掏取核桃仁，吃一个得花上好些功夫。”过了很久，袁东珏和同学才明白，“这是钱老师在锻炼大家的性子，修复古籍是一门枯燥且寂寞的事业，没有耐心干不成。”

参加杭州培训之前，时任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沙铭璞老先生还特别将一块用棉布包裹的厚厚的书砖交给袁东珏，并叮嘱要把这部书抢救出来。“当时，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中断了很多年，古籍修复工作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沙老希望我回来后能把这项工作接起来。”

白天上课，晚上袁东珏就在老师指导下修复古籍。因为带来的书砖页面已严重粘连，只能用起子小心翼翼将书叶揭开，再慢慢处理霉变、书洞等问题。等到课程结束，这本书砖也修复完毕。后来，袁东珏才知道，这本古籍是清乾隆年间的《中江县志》。

1984年，袁东珏学成归来，在领导的支持下，四川省图书馆将两间废旧房间划出来，交新成立的古籍修复部所用。“当时，古籍修复部什么工具、材料都没有，煮糨糊用的锅都是我从浙江背回来的。”尽管条件简陋，但袁东珏却下定了“干到底”的决心。她为找修复用的补纸，“专门跑到福建，买了书皮纸、毛边纸、玉扣纸、毛太纸（也叫‘顺太纸’）等手工纸，拉了满满两车回来，花了6000多元，不少纸如今工艺做不出来，成了绝版。”没有修复台，她就托同学画图纸，自己找木匠做。没有捶书台、压书机，她就请老师赵嘉福帮忙从南京购买。修复工具缺乏，就自己动手，起子、针戳、刷子……在她的巧手下，一一成型。她还把废旧锯片磨成薄片刀、把动物骨头打磨成裁纸刀，“古籍修复中，有时裁纸不能用美工刀。”因为，美工刀剪裁出来的纸张边缘太平顺，“但我们在修补时，补书之间需要有毛边，这样在捶书、压平过程中，毛边产生的纸张纤维才能重合帖服，避免出现书凹凸不平的现象。”

一间陋室，一个人，数册待修古籍，从1984年起，她投身于古籍修复，乐不知倦，每一步都亲力亲为，独自坚守18年。直到2002年，陆续有新人进入。

随着国力的提升，古籍修复也渐入佳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8年，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策的推动下，四川的古籍保护走上了快车道，袁东珏更是如鱼得水，四川省图书馆抢救的古籍中，九成以上都有她的参与，其中不乏镇馆之宝《洪武南藏》、宋刻本的《茶经》、清康熙年间瓷板印本《周易说略》等珍本、孤本。同时，她还通过各类授课形式教授学生达千余人次，以“师带徒”形式正式传承弟子14人。

记者手记

一个活得“漂亮”的人

袁东珏的母亲胡琳贞是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她发现了10多种野生杜鹃花，被尊称为“杜鹃婆婆”。小时候，袁东珏住在四川大学铮楼，楼下种着不少木槿花。“木槿花可供食用，叶子揉碎会生出黏液，这个黏液在造纸工艺中就是天然的悬浮液。”母亲教导她的植物“密码”，长久地尘封在脑海，直到她从事古籍修复，和纸张长期打交道，才慢慢苏醒。她说，很多植物的巧用，很小就被母亲灌输，只是自己浑然不觉。

修复古籍，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受母亲影响，她善于在严肃中找乐趣，不觉得辛苦。她是一个极有毅力的人，这点可从其健身习惯窥见，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除了周末，每天下班后，她准时出现在健身房，鲜有间断，健身的内容从常规的力量训练、尊巴，到空中瑜伽。她有老修书人的“优雅”，工作时总是肩背笔挺，实在要探头细看，也只站不坐。她爱美，喜欢穿颜色亮丽的衣服，有喜欢的口红色号，耳环和项链会根据服装细心搭配。在她的修复台上，摆着一排她自己做的针戳，上面部分被她用宋锦小心翼翼包裹，美观还不戳手。有时，她会买上一束水仙或是应季的花朵，插在案头，好看又有芬芳。她说，活得漂亮和年龄无关。

袁东珏对美的追求，也延伸到了修复古籍中。宋代百川学海版本的《茶经》，是目前国内已知《茶经》的最早版本之一。这件古籍不仅被张大千收藏，“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也曾经留有收藏印章。修复《茶经》时，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美感，她用栎树果壳染制纸张，果壳还是她从杭州带回来的。其他善本修复，她也会用宋锦或者其他材料，给古籍加一个函套，美观大方。

熟能生巧，修书破万卷后，她和古籍建立了一种独特的默契，“比如我现在做金镶玉的镶衬及折边，200页两天就可以做完，书叶的厚薄、纸张润度，靠着手摸就能感觉到。”

袁东珏也有着很强的学习欲。多年来，她苦学不辍，系统地掌握了中国书史、文献学、档案学等知识。如今在科学化修复理念的推动下，早已意识到古籍修复并非只是手工技术的她，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知识库，有了不少化学、生物等方面的新知识。此外，还掌握了纸浆补孔机、多功能纤维测量仪等新技术、新设备。

已74岁的袁东珏最近忙着研究蝴蝶镶，这是一种古籍装帧形式，失传已久。她说，已经找到突破口。

人物名片

袁东珏省级非遗项目“四川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蜀裱”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四川省古籍修复学术带头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助理导师、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长期在四川省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及古籍修复教学工作，为古籍修复事业辛勤投入近四十载。袁东珏修复的各类珍贵古籍及书画、图档资料多达355种，4088册，总量超55000叶，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25种，190册，7350叶。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边钰

摄影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