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历史文脉  展现文明风采

图①：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西立面。　　图②：江村大墓出土金器。　　图③：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出土的翼兽纹、凤纹锦半臂。　　图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铜人像。　　图⑤：明中都遗址三维模型。　　图⑥：皮洛遗址出土的手镐。　　图⑦：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盂。　　图⑧：鸡叫城遗址遗迹。　　图⑨：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图⑩：岗上遗址出土器物。　　国家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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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此次入选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现代科学技术助力研究，多学科、多专业合作等广泛应用，体现我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考古事业的创新突破与蓬勃发展。

3月30日至31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络会议形式举行。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等10个项目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入选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

填补考古研究空白，有世界性的考古发现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揭露出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的石器6000多件。这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皮洛遗址的发现为完整复原早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与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这是世界性的考古发现。”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基础，厘清了鸡叫城聚落群鼎盛时期的整体布局。在城址内揭露出一批重要遗迹，其规模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国木构建筑史。此外，遗址复原稻谷重量达2.2万公斤，大面积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积，以及一系列大型建筑台基等，也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见的重大发现。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是目前海岱地区所见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城址。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是考古首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增添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宋元向明清转变的关键环节的资料。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表示，明中都考古工作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体现了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产生的深远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多学科研究广泛应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等，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是，运用“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新理念，本次考古发掘创新使用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记录系统等，对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罕见的葬具绘画及精美的漆木器，活化了秦汉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古发掘中，边发掘边整理，同步开展多学科检测研究。相关考古工作者还积极开展公众宣传，及时展示考古成果。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更进一步否定了西汉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测，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其中，考古勘探工作目标清晰，手段多元化，将传统考古勘探与测氡法、地磁雷达等科技手段的地质探测相结合。现场文物保护预案科学合理，为遗址的保护、利用、展示奠定了基础，对指导霸陵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示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以独山玉和石料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的新石器时代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聚落，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空白。其中，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已在测年、植物、人骨DNA、玉石器岩性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现代科技给考古学插上起飞翅膀。考古发现中，多学科、多专业、多部门合作，多学科研究广泛应用。

边疆考古蓬勃发展，呈现民族交汇进程

此次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和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反映了边疆地区考古工作的成果。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深远。

该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烽燧遗址全貌，为研究我国古代边塞军事建置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出土的文书是迄今考古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是长安以西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高等级墓葬群。墓葬出土包括墓志、丝织品在内的各类文物千余件，从文字和实物层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史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介绍，“十三五”时期，边疆地区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深入揭示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都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例证，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有的重要价值。”

据悉，从1990年开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本届评选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10个项目入选。

宋新潮说，国家文物局近期将印发实施《“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聚焦重大历史问题攻关，力争取得新突破；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大力发展科技考古，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壮大专业力量；深化国际考古合作交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图①：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西立面。　　图②：江村大墓出土金器。　　图③：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出土的翼兽纹、凤纹锦半臂。　　图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铜人像。　　图⑤：明中都遗址三维模型。　　图⑥：皮洛遗址出土的手镐。　　图⑦：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盂。　　图⑧：鸡叫城遗址遗迹。　　图⑨：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图⑩：岗上遗址出土器物。　　国家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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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此次入选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现代科学技术助力研究，多学科、多专业合作等广泛应用，体现我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考古事业的创新突破与蓬勃发展。

3月30日至31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以网络会议形式举行。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等10个项目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次入选的项目是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诠释，展现了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风采。

填补考古研究空白，有世界性的考古发现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揭露出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的石器6000多件。这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阿舍利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皮洛遗址的发现为完整复原早期人类在高海拔极端环境下顽强生存与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说：“这是世界性的考古发现。”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基础，厘清了鸡叫城聚落群鼎盛时期的整体布局。在城址内揭露出一批重要遗迹，其规模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我国木构建筑史。此外，遗址复原稻谷重量达2.2万公斤，大面积集中分布的谷糠堆积，以及一系列大型建筑台基等，也是近年田野考古中少见的重大发现。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是目前海岱地区所见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城址。岗上遗址大型城址的发现，连同一整套陶玉骨牙器为代表的礼器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是考古首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壕沟紧挨城墙外侧环绕一圈，含壕沟在内，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现，较为完整地揭露出明中都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增添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宋元向明清转变的关键环节的资料。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表示，明中都考古工作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体现了对元代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对明代南北两京宫城规划模式产生的深远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明中都的认识和研究。

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多学科研究广泛应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等，进一步充实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值得一提的是，运用“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的新理念，本次考古发掘创新使用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记录系统等，对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等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罕见的葬具绘画及精美的漆木器，活化了秦汉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古发掘中，边发掘边整理，同步开展多学科检测研究。相关考古工作者还积极开展公众宣传，及时展示考古成果。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更进一步否定了西汉帝陵存在崖墓洞的推测，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其中，考古勘探工作目标清晰，手段多元化，将传统考古勘探与测氡法、地磁雷达等科技手段的地质探测相结合。现场文物保护预案科学合理，为遗址的保护、利用、展示奠定了基础，对指导霸陵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示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以独山玉和石料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的新石器时代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聚落，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空白。其中，科技考古成果突出，已在测年、植物、人骨DNA、玉石器岩性分析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现代科技给考古学插上起飞翅膀。考古发现中，多学科、多专业、多部门合作，多学科研究广泛应用。

边疆考古蓬勃发展，呈现民族交汇进程

此次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和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反映了边疆地区考古工作的成果。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是近年来中国边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的又一项重大发现，意义深远。

该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烽燧遗址全貌，为研究我国古代边塞军事建置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出土的文书是迄今考古遗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是长安以西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高等级墓葬群。墓葬出土包括墓志、丝织品在内的各类文物千余件，从文字和实物层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史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董新林介绍，“十三五”时期，边疆地区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深入揭示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都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例证，同时也充分反映了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有的重要价值。”

据悉，从1990年开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本届评选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经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10个项目入选。

宋新潮说，国家文物局近期将印发实施《“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聚焦重大历史问题攻关，力争取得新突破；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大力发展科技考古，促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壮大专业力量；深化国际考古合作交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