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整版阐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敬畏历史、敬畏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等方面工作。今天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编者

赓续中华文脉 助力民族复兴

深刻认识古籍事业发展的意义和机遇（学术圆桌）

郝 平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讲求“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既是学术方法，也是对古籍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过对历代典籍的收藏、整理、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涌现出了许多学问家、思想家。中国历朝历代都提倡“盛世修典”，《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是由国家主导、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我们党高度重视古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推动了点校“二十四史”等一系列古籍保护、整理与研究、利用工程，建立了一批专业的古籍出版机构，取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成就。1981年，党中央专门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和加强了党对古籍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古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悉心指导。仅以北京大学为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探望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了解《儒藏》编纂进展情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与人文学科的多位学者亲切交流，与曾翻译《论语》《孙子兵法》等古籍的美籍汉学大师安乐哲教授交谈，希望他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不仅为北京大学做好古籍工作提供了不竭动力，也为相关高校共同做好古籍保护、整理、出版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高校是知识传承创新的殿堂和涵养精神文化的家园，也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比如，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邓广铭先生，提出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对古籍工作影响深远；北大很多学者为推进经典古籍和海外汉籍的整理研究不懈努力，不少高校还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设有古典文献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导完成了“七全一海”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袁行霈先生主持开展“新编新注十三经”工程，建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着眼长远，开放包容，拓宽了古籍工作的视野和格局。

古籍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文学者皓首穷经的职业，更是一项事关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助力民族复兴的重要事业。进入新时代，研究阐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古籍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向未来，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抓住用好古籍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持续做好古籍整理保护工作。完善工作体系，提升工作质量，持续抓好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立项、论证和推进，如《全宋诗》《儒藏（精华编）》等古籍整理工作；继续推动相关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专业机构建设，通过平台、项目来带动工作开展、加强队伍建设，使古籍工作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提升，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加准确可靠、更加丰富的文献基础。

持续做好古籍研究阐释工作。经典古籍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要下大力气深入挖掘古籍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深入阐释中华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辉煌成就、宝贵经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助力。

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古典文献专业等学科建设，通过协同创新推进“新文科”建设，利用好“中国古典学”等研究平台和“古典语文学”等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加强人文基础跨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加强古籍学科专业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进一步构建完善古籍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重大思想文化问题开展深度研究，确保古籍工作和文化传承创新事业始终有源头活水，始终后继有人。

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方法，加快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和传播普及。通过举办数字人文作品展、建立“中国典籍文献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等方式方法，推动古籍数字化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通过开展中国古籍数字人文创意大会等创新活动，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古籍智能化整理，推动形成古籍工作的新模式、新业态，让古籍工作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文明薪火

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学术圆桌）

江林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自1921年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就与历史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讲清楚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融合发展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百年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携手并进、相互支持，考古学在历史文献线索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历史学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断有新的突破。概括起来看，在中华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学术成果。

纠正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我国考古学已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百万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在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着重对夏商周三代活动范围作了全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此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司马迁《史记》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础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考古学以中国考古材料为依据，对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大致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作了全面发掘与研究，特别是国家推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段进程：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为文明萌芽阶段，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为文明起源阶段，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为文明形成阶段。这样，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实证，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

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温差大，东西地势异。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都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几代考古工作者经过努力，又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发展大致划分为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江汉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河套文化区、辽西文化区等区系。这些区系的发展是动态的，在各区系内有具体的变化组合，区系之间更有碰撞交流。这就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在空间上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丰富了历史内容，活化了历史场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传统的西方文明理论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基准，认为人类文明都是沿着一条河流而单线发展的，如古埃及文明沿尼罗河上游顺流而下，即由上游40多个“诺母”文明发展到下游的“统一王朝”。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区分布于多个山川河流，情况非常复杂，内涵更为丰富。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通过宏观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国在五帝时代文明起源的1000多年时间里，基本上表现为各个文化区“多元并行”而又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到了夏商和西周早期文明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又表现为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以科学路径强化融合发展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取得进展也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需要在增强融合意识、重视基础学科、开展比较研究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增强融合意识。中国的学术传统本是“经史子集”一体，“文史哲”不分家。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也是为经史研究服务的，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有着优良的民族学术传统基础。推进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克服以往学科设置过细、学科界限划分过于严格带来的影响。要增强融合意识，让历史研究工作者更积极利用考古前沿信息，让考古工作者更好掌握古代文献典籍，并运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在更大的学术格局中实现融合发展，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重视基础学科研究。中国独特的文明史造就了独特的古典学术。例如，中国的汉字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发展到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到战国西秦大篆、东土六国“古文”，再到秦汉小篆、隶书，形成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民族特征。秦汉以后，围绕汉字产生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内容。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必须重视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学、古典目录学、古典版本学等基础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在汲取其精华养分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

开展比较研究。中国的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展开。例如，考古学与历史学可以联合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从而揭示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在这方面，许多老一辈学者已经作出了示范。比如，徐中舒先生经常以二十四史中所记载的少数民族史料印证汉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杨向奎先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做社会学调查，从而领悟到屈原《天问》是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冯汉骥先生开创西南少数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等等。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已成为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更好认识和传承中华文明

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是为了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考古工作者可以与历史研究工作者一道，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例如，根据考古发掘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辽西地区普遍存在大量玉器，而且其中的高规格玉器几乎都出自高规格的墓葬、宗教礼仪中心、大型聚落中心的宫城区内，这说明这些高规格玉器应该为部落首领所使用，是宗教权力、军事权力的象征。再根据传世文献《越绝书》的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玉为兵”的时代正是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这一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互证的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标志有所启示，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总结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我国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代的农牧生产与血缘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而且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也因基于血缘宗族关系的管理模式而出现了“虽分工但不分家”的现象。中华文明自身独有的发展规律，还需要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联合开展深入研究。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阴阳变化”等观念，“家国一体”“和而不同”“慎终追远”“敬老爱幼”“四海之内皆兄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都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这些思想文化层面的讨论，都需要以考古学、历史学等深层次研究为基础。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待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树立更宽广的视角 探索更有效的路径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学术圆桌）

王震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路径。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中华文明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得到大力弘扬，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相和合。在伦理道德、个体修养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即仁爱、正义、礼仪、智慧、诚信。在个人进取和担当方面，《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彰显着担当精神。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孔子提倡“为政以德”，《礼记·礼运》提倡“天下为公”。在国家形态结构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成为中国人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讲究和合、崇尚仁爱、崇尚正义、注重礼仪、誉美智慧、坚守诚信、重视民本、推崇善政、追求统一、向往大同、希望和平等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具有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讲究方法路径。应当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其内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发展：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随着自身所处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断丰富，通过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而创新发展。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工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展科学文化，提倡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更有效的路径。比如，我们可以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崇尚创新创造等思想，把科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等科学精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如辩证思维、实证思维、推演思维等方法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等等。还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与科学文化的思想精髓相结合，增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文化也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得到滋养，更好发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功能。

融合带来创新，融合促进发展。与科学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展现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启示，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制图：张丹峰

《 人民日报 》（ 2022年06月06日 09 版）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敬畏历史、敬畏文化，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强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等方面工作。今天刊发的3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编者

赓续中华文脉 助力民族复兴

深刻认识古籍事业发展的意义和机遇（学术圆桌）

郝 平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方向，为我们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讲求“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所谓“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既是学术方法，也是对古籍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过对历代典籍的收藏、整理、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涌现出了许多学问家、思想家。中国历朝历代都提倡“盛世修典”，《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是由国家主导、影响深远的文化工程。我们党高度重视古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推动了点校“二十四史”等一系列古籍保护、整理与研究、利用工程，建立了一批专业的古籍出版机构，取得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成就。1981年，党中央专门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和加强了党对古籍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古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和悉心指导。仅以北京大学为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探望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了解《儒藏》编纂进展情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与人文学科的多位学者亲切交流，与曾翻译《论语》《孙子兵法》等古籍的美籍汉学大师安乐哲教授交谈，希望他更多向国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不仅为北京大学做好古籍工作提供了不竭动力，也为相关高校共同做好古籍保护、整理、出版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高校是知识传承创新的殿堂和涵养精神文化的家园，也是推动古籍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比如，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邓广铭先生，提出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对古籍工作影响深远；北大很多学者为推进经典古籍和海外汉籍的整理研究不懈努力，不少高校还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设有古典文献专业，在专业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导完成了“七全一海”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袁行霈先生主持开展“新编新注十三经”工程，建立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着眼长远，开放包容，拓宽了古籍工作的视野和格局。

古籍工作不仅仅是少数人文学者皓首穷经的职业，更是一项事关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助力民族复兴的重要事业。进入新时代，研究阐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古籍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向未来，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抓住用好古籍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持续做好古籍整理保护工作。完善工作体系，提升工作质量，持续抓好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立项、论证和推进，如《全宋诗》《儒藏（精华编）》等古籍整理工作；继续推动相关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专业机构建设，通过平台、项目来带动工作开展、加强队伍建设，使古籍工作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提升，为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加准确可靠、更加丰富的文献基础。

持续做好古籍研究阐释工作。经典古籍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要下大力气深入挖掘古籍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深入阐释中华文化发展的悠久历史、辉煌成就、宝贵经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助力。

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加强古典文献专业等学科建设，通过协同创新推进“新文科”建设，利用好“中国古典学”等研究平台和“古典语文学”等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加强人文基础跨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加强古籍学科专业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进一步构建完善古籍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重大思想文化问题开展深度研究，确保古籍工作和文化传承创新事业始终有源头活水，始终后继有人。

推进古籍数字化工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方法，加快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和传播普及。通过举办数字人文作品展、建立“中国典籍文献大数据分析平台”、建设“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等方式方法，推动古籍数字化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通过开展中国古籍数字人文创意大会等创新活动，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古籍智能化整理，推动形成古籍工作的新模式、新业态，让古籍工作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文明薪火

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学术圆桌）

江林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自1921年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就与历史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推出更多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讲清楚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融合发展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百年来，考古学和历史学携手并进、相互支持，考古学在历史文献线索的指导下不断推进，历史学吸收考古研究前沿成果而不断有新的突破。概括起来看，在中华文明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学术成果。

纠正了“东周以上无史论”，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我国考古学已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百万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在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着重对夏商周三代活动范围作了全面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此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司马迁《史记》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基础上，推出了一份完整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考古学以中国考古材料为依据，对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大致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作了全面发掘与研究，特别是国家推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给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段进程：公元前3800年—前3300年为文明萌芽阶段，公元前3300年—前2500年为文明起源阶段，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为文明形成阶段。这样，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得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实证，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

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温差大，东西地势异。考古研究发现，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都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几代考古工作者经过努力，又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发展大致划分为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江汉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河套文化区、辽西文化区等区系。这些区系的发展是动态的，在各区系内有具体的变化组合，区系之间更有碰撞交流。这就改变了“黄河文明一元论”，在空间上展示了中华文明多点起源的灿烂图景，丰富了历史内容，活化了历史场景。

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传统的西方文明理论以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为基准，认为人类文明都是沿着一条河流而单线发展的，如古埃及文明沿尼罗河上游顺流而下，即由上游40多个“诺母”文明发展到下游的“统一王朝”。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区分布于多个山川河流，情况非常复杂，内涵更为丰富。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通过宏观梳理把握，揭示出中国在五帝时代文明起源的1000多年时间里，基本上表现为各个文化区“多元并行”而又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到了夏商和西周早期文明1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又表现为周边文化向中原地区汇聚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这就突破了西方文明理论，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以科学路径强化融合发展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取得进展也离不开历史学。考古学与历史学需要在增强融合意识、重视基础学科、开展比较研究上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增强融合意识。中国的学术传统本是“经史子集”一体，“文史哲”不分家。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也是为经史研究服务的，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有着优良的民族学术传统基础。推进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克服以往学科设置过细、学科界限划分过于严格带来的影响。要增强融合意识，让历史研究工作者更积极利用考古前沿信息，让考古工作者更好掌握古代文献典籍，并运用到文物研究工作中，在更大的学术格局中实现融合发展，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重视基础学科研究。中国独特的文明史造就了独特的古典学术。例如，中国的汉字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画，发展到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到战国西秦大篆、东土六国“古文”，再到秦汉小篆、隶书，形成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民族特征。秦汉以后，围绕汉字产生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内容。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必须重视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学、古典目录学、古典版本学等基础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在汲取其精华养分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

开展比较研究。中国的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展开。例如，考古学与历史学可以联合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从而揭示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在这方面，许多老一辈学者已经作出了示范。比如，徐中舒先生经常以二十四史中所记载的少数民族史料印证汉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杨向奎先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做社会学调查，从而领悟到屈原《天问》是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冯汉骥先生开创西南少数民族考古，取得了重大成果；等等。这种比较研究方法，已成为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更好认识和传承中华文明

推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是为了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揭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考古工作者可以与历史研究工作者一道，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例如，根据考古发掘可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辽西地区普遍存在大量玉器，而且其中的高规格玉器几乎都出自高规格的墓葬、宗教礼仪中心、大型聚落中心的宫城区内，这说明这些高规格玉器应该为部落首领所使用，是宗教权力、军事权力的象征。再根据传世文献《越绝书》的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玉为兵”的时代正是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这一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互证的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标志有所启示，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总结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我国考古发掘表明，中国古代的农牧生产与血缘关系，从原始氏族社会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而且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也因基于血缘宗族关系的管理模式而出现了“虽分工但不分家”的现象。中华文明自身独有的发展规律，还需要考古工作者与历史研究工作者联合开展深入研究。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阴阳变化”等观念，“家国一体”“和而不同”“慎终追远”“敬老爱幼”“四海之内皆兄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都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这些思想文化层面的讨论，都需要以考古学、历史学等深层次研究为基础。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待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树立更宽广的视角 探索更有效的路径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学术圆桌）

王震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路径。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中华文明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得到大力弘扬，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相和合。在伦理道德、个体修养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即仁爱、正义、礼仪、智慧、诚信。在个人进取和担当方面，《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彰显着担当精神。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孔子提倡“为政以德”，《礼记·礼运》提倡“天下为公”。在国家形态结构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成为中国人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讲究和合、崇尚仁爱、崇尚正义、注重礼仪、誉美智慧、坚守诚信、重视民本、推崇善政、追求统一、向往大同、希望和平等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具有永恒魅力和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不断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讲究方法路径。应当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其内涵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发展：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随着自身所处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不断丰富，通过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而创新发展。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条重要路径就是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工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展科学文化，提倡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更有效的路径。比如，我们可以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崇尚创新创造等思想，把科学研究中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等科学精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如辩证思维、实证思维、推演思维等方法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等等。还要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与科学文化的思想精髓相结合，增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文化也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得到滋养，更好发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功能。

融合带来创新，融合促进发展。与科学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强大动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展现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启示，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制图：张丹峰

《 人民日报 》（ 2022年06月06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