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9 10:05 人民网 作者:韦衍行
“美术精品,要能够充分定格时代精神、塑造典型形象、创新视觉图式、体现精彩笔墨。”
“要拍出真实的、真诚的、更要有历史文化穿透力的作品。”
……
日前,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文艺精品创作与传播”分论坛在京举办。来自不同领域的多位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创作文艺精品需要把握哪些关键要素、影视作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探寻新时代如何创作生产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艺术创作高峰的标志”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艺术创作高峰的标志。“从古往今来的美术创作来看,美术有自己的形式语言,有自己的感性世界,有自己表现生活、塑造形象的方式。”范迪安认为,美术精品,要能够充分定格时代精神,塑造典型形象,创新视觉图式,体现精彩笔墨。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提出,要站在纵向和横向交叉点上,看清自己的位置,“纵向代表着先贤、前辈们的水平,对照着他们所创造的标准,找到你在哪里。横向就是与同行比较,看别的门派,看谁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坐标”,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才知道该怎么发展自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郁谈到,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仅体现着母语的活力,更能发现生活的“盲区”。他以鲁迅和汪曾祺两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作家为例,“他们总是会发现在生活中被人遗忘的但却非常重要的东西,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文艺体会。在反映生活、反映时代中,承载悲悯与爱。”
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总监、导演沈晨看来,文艺精品一定是具有不可复制性,欣赏界限也不会受到年代限制,“像《清明上河图》和‘四大名著’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对于后人来说,尽管已无法经历这些作品面世时的社会环境,但仍能在欣赏这些作品时有所收获。”
“打破重大题材与观众之间的‘屏障’”
近年来,《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一批主旋律影视作品“爆款”频现,屡屡出圈。在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导演黄建新看来,拍摄重大题材的影视作品,要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正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七个故事,聚焦的都是普通人,让观众在观影时有亲切感,“观众对于这些重大题材,不一定那么容易能感同身受。我们作为创作者,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屏障’给打破,让观众产生共鸣。”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也认为,塑造英雄梦想,抒发英雄情怀,应该将镜头对准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从《湄公河行动》里的缉毒警察,到《烈火英雄》里的消防员,再到《长津湖》钢七连的战士们,展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浓墨重彩,书写了这个时代的英雄梦想。”
导演张永新注意到,《觉醒年代》最大的粉丝群其实是“00后”“90后”。“我在和许多年轻观众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对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抵触,他们反感的是那些悬浮的、不接地气的作品。”年轻观众的反馈让张永新感触良多,“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拍出真实的、真诚的、有历史文化穿透力的作品。”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表示,塑造历史人物,要尊重创作规律,不能将其塑造成“完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人格、他的缺点,这些人间的烟火气我觉得都要有。”在于和伟来看,演员是生活的相伴者,“演员在生活中要留心观察,更要多加思考,生活有发掘不尽的宝藏。”
“创造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辉煌艺术”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就美术创作而言,我想就是要使我们的广大美术工作者真正共同提高思想认识,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方位和时代责任,同时要脚踏中国大地。”范迪安表示,许多国家首都的艺术博物馆里,都有着反映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作品,“今天,我们中国美术工作者要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同时既是历史、也是时代的大画作。”
于冬认为,要运用好现代的表达方式,使影视作品与年轻观众的观影理念、观影语境相契合。“今天的观众,已经有了一定的阅片量,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表示,当下的电影工作者,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与世界一流水准对标,更要敢于超越,才能用更好的影视作品回馈观众,满足观众对于好电影的渴望。”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先生教育学生时,用到了‘朴素’和‘平实’这两个词。我觉得这两个词不仅仅是致学的态度,更应该是我们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张永新说,“作为一名影视工作者,我愿意让双脚踩在泥土里,行稳致远。用我们的真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拍出大爱大美的中国故事。”
孙郁引用了鲁迅《文化偏至论》的一句名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以勉励当今的文艺工作者,“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汉语书写,我们要在历史中汲取养分,并与时代接轨、与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辉煌艺术。”
“美术精品,要能够充分定格时代精神、塑造典型形象、创新视觉图式、体现精彩笔墨。”
“要拍出真实的、真诚的、更要有历史文化穿透力的作品。”
……
日前,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文艺精品创作与传播”分论坛在京举办。来自不同领域的多位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围绕创作文艺精品需要把握哪些关键要素、影视作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探寻新时代如何创作生产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艺术创作高峰的标志”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艺术创作高峰的标志。“从古往今来的美术创作来看,美术有自己的形式语言,有自己的感性世界,有自己表现生活、塑造形象的方式。”范迪安认为,美术精品,要能够充分定格时代精神,塑造典型形象,创新视觉图式,体现精彩笔墨。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提出,要站在纵向和横向交叉点上,看清自己的位置,“纵向代表着先贤、前辈们的水平,对照着他们所创造的标准,找到你在哪里。横向就是与同行比较,看别的门派,看谁的表演让人眼前一亮。”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坐标”,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才知道该怎么发展自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郁谈到,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仅体现着母语的活力,更能发现生活的“盲区”。他以鲁迅和汪曾祺两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作家为例,“他们总是会发现在生活中被人遗忘的但却非常重要的东西,给读者带来独特的文艺体会。在反映生活、反映时代中,承载悲悯与爱。”
在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总监、导演沈晨看来,文艺精品一定是具有不可复制性,欣赏界限也不会受到年代限制,“像《清明上河图》和‘四大名著’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对于后人来说,尽管已无法经历这些作品面世时的社会环境,但仍能在欣赏这些作品时有所收获。”
“打破重大题材与观众之间的‘屏障’”
近年来,《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等一批主旋律影视作品“爆款”频现,屡屡出圈。在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导演黄建新看来,拍摄重大题材的影视作品,要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正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七个故事,聚焦的都是普通人,让观众在观影时有亲切感,“观众对于这些重大题材,不一定那么容易能感同身受。我们作为创作者,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屏障’给打破,让观众产生共鸣。”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也认为,塑造英雄梦想,抒发英雄情怀,应该将镜头对准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从《湄公河行动》里的缉毒警察,到《烈火英雄》里的消防员,再到《长津湖》钢七连的战士们,展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浓墨重彩,书写了这个时代的英雄梦想。”
导演张永新注意到,《觉醒年代》最大的粉丝群其实是“00后”“90后”。“我在和许多年轻观众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对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抵触,他们反感的是那些悬浮的、不接地气的作品。”年轻观众的反馈让张永新感触良多,“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拍出真实的、真诚的、有历史文化穿透力的作品。”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表示,塑造历史人物,要尊重创作规律,不能将其塑造成“完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人格、他的缺点,这些人间的烟火气我觉得都要有。”在于和伟来看,演员是生活的相伴者,“演员在生活中要留心观察,更要多加思考,生活有发掘不尽的宝藏。”
“创造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辉煌艺术”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就美术创作而言,我想就是要使我们的广大美术工作者真正共同提高思想认识,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方位和时代责任,同时要脚踏中国大地。”范迪安表示,许多国家首都的艺术博物馆里,都有着反映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作品,“今天,我们中国美术工作者要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同时既是历史、也是时代的大画作。”
于冬认为,要运用好现代的表达方式,使影视作品与年轻观众的观影理念、观影语境相契合。“今天的观众,已经有了一定的阅片量,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表示,当下的电影工作者,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与世界一流水准对标,更要敢于超越,才能用更好的影视作品回馈观众,满足观众对于好电影的渴望。”
“《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先生教育学生时,用到了‘朴素’和‘平实’这两个词。我觉得这两个词不仅仅是致学的态度,更应该是我们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张永新说,“作为一名影视工作者,我愿意让双脚踩在泥土里,行稳致远。用我们的真心和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拍出大爱大美的中国故事。”
孙郁引用了鲁迅《文化偏至论》的一句名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以勉励当今的文艺工作者,“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汉语书写,我们要在历史中汲取养分,并与时代接轨、与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辉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