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顶层设计助基础研究跑出“加速度”

在2021量子产业大会上展示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模型新华社记者 韩旭摄

【领航定向的十年】

“我很庆幸继续从事热爱的事业，能够激励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

10年前的9月，田梅正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紧锣密鼓地带学生、建团队、搭平台。此前，经过十余年学习和工作的磨砺，田梅已是世界分子影像与核医学领域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在浙江大学，她参与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模式分子影像研究基地，开启了多模式分子影像对于重大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研究工作。如今在复旦大学，她是中国科学界引领推进的“人类表型组大科学计划”的骨干力量。这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生命健康领域又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

“这十年，我见证了我国的高速发展，深刻感受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我对此感到荣幸且自豪。”田梅说。

田梅的故事并非个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更加合理，投入持续增加，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格局正在形成。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关键突破口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产生一批标志性成果

8月12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由该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制的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再攀“科学高峰”——其混合磁体（磁体口径32毫米）产生了45.22万高斯（即45.22特斯拉）的稳态磁场，刷新了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场。

原世界纪录是1999年由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创造的，其混合磁体产生45万高斯，至今已保持纪录23年之久。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捷报频传。

在基础物理领域，我国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非常规新型手性费米子，取得大批原创性成果。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且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纪录。

在量子研究方面，我国发射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并率先实现星地间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和“祖冲之号”成功问世。

此外，我国首次实现原子级石墨烯可控折叠，提出纳米限域催化新概念；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机制取得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已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我国在基础研究中不断增长的投入密切相关。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14.6%，2021年达169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连续3年超过6%。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优异成绩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系统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我国通过优化总体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此后，一批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文件和落实举措陆续出台。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这份推进基础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对新时期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出全面部署。

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制订任务分工方案的基础上，印发加强基础研究项目部署行动方案，面向科学前沿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基础研究项目部署，出台《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文件，围绕优化总体布局、强化原创导向、激发创新主体活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完善支持机制等作出系统部署。

此外，《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等系列配套文件出台，逐步形成新时期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为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在这些文件的统筹规划下，国家各项计划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长远发展的领域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系统部署。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组建国家实验室等战略举措，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科技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高校院所扩大科研自主权、科技评价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发布实施，为基础研究发展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释放。

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除了过硬的研究成果，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更可喜的收获是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研究团队。

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2.68万人年。2021年共1057人次（含港澳台地区）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克利夫兰奖”“维加奖”等一系列国际重要科技奖项。在纳米限域催化、聚集诱导发光、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等领域涌现出一批由顶尖科学家领衔的优秀创新团队。

国家科技计划、重点实验室加大对青年人才等的支持力度。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速涌现，一批优秀科学家荣获物理学菲列兹奖等国际重要奖项。

高质量创新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优良的土壤。8月8日，科技部、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直面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文件亮出了行动内容的关键词——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

这是4年来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开展的第三轮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动，亦是我国千方百计打造良好创新生态的缩影。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开展“破四唯”行动，多举措破除科技人才称号与评价结果简单挂钩，并通过推进科技计划表格精简、解决科研经费报销烦琐、减少科技计划检查等措施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极大激发了创新活力。

在2021量子产业大会上展示的“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模型新华社记者 韩旭摄

【领航定向的十年】

“我很庆幸继续从事热爱的事业，能够激励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梅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

10年前的9月，田梅正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紧锣密鼓地带学生、建团队、搭平台。此前，经过十余年学习和工作的磨砺，田梅已是世界分子影像与核医学领域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在浙江大学，她参与组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模式分子影像研究基地，开启了多模式分子影像对于重大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研究工作。如今在复旦大学，她是中国科学界引领推进的“人类表型组大科学计划”的骨干力量。这是继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生命健康领域又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

“这十年，我见证了我国的高速发展，深刻感受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我对此感到荣幸且自豪。”田梅说。

田梅的故事并非个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更加合理，投入持续增加，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格局正在形成。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关键突破口的作用日益凸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产生一批标志性成果

8月12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由该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制的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再攀“科学高峰”——其混合磁体（磁体口径32毫米）产生了45.22万高斯（即45.22特斯拉）的稳态磁场，刷新了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场。

原世界纪录是1999年由美国国家强磁场实验室创造的，其混合磁体产生45万高斯，至今已保持纪录23年之久。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捷报频传。

在基础物理领域，我国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非常规新型手性费米子，取得大批原创性成果。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且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纪录。

在量子研究方面，我国发射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并率先实现星地间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分发及隐形传态，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和“祖冲之号”成功问世。

此外，我国首次实现原子级石墨烯可控折叠，提出纳米限域催化新概念；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灵长类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机制取得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已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我国在基础研究中不断增长的投入密切相关。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撰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14.6%，2021年达169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例连续3年超过6%。

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优异成绩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系统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我国通过优化总体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科技界要坚定创新自信，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此后，一批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文件和落实举措陆续出台。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这份推进基础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对新时期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出全面部署。

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在研究制订任务分工方案的基础上，印发加强基础研究项目部署行动方案，面向科学前沿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基础研究项目部署，出台《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文件，围绕优化总体布局、强化原创导向、激发创新主体活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完善支持机制等作出系统部署。

此外，《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等系列配套文件出台，逐步形成新时期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为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在这些文件的统筹规划下，国家各项计划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长远发展的领域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系统部署。通过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优化整合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组建国家实验室等战略举措，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科技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高校院所扩大科研自主权、科技评价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发布实施，为基础研究发展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释放。

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除了过硬的研究成果，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更可喜的收获是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研究团队。

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2.68万人年。2021年共1057人次（含港澳台地区）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克利夫兰奖”“维加奖”等一系列国际重要科技奖项。在纳米限域催化、聚集诱导发光、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等领域涌现出一批由顶尖科学家领衔的优秀创新团队。

国家科技计划、重点实验室加大对青年人才等的支持力度。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速涌现，一批优秀科学家荣获物理学菲列兹奖等国际重要奖项。

高质量创新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优良的土壤。8月8日，科技部、财政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直面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文件亮出了行动内容的关键词——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身心。

这是4年来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开展的第三轮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动，亦是我国千方百计打造良好创新生态的缩影。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开展“破四唯”行动，多举措破除科技人才称号与评价结果简单挂钩，并通过推进科技计划表格精简、解决科研经费报销烦琐、减少科技计划检查等措施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给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极大激发了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