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2017-06-23 14:08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联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上一页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