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2017-07-24 08:37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尽管周恩来愤怒地斥责谢富治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后来,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工作,但谢富治都没理睬。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传达了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也恢复了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和对他们的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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