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升级：一个苏联订货单不够，再增加一个

1952年5月，兵工委员会出台《关于兵工建设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对原有工厂进行调整和改组管理机构的方案，将原有43个生产任务杂乱的企业合并调整为39个，使军工企业的生产设备、厂房得到比较合理的使用，为下一步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1952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报送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依据该计划，新中国迅速建立起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及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工业。同年，周恩来还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一系列协议，其中兵器工业15个，航空工业13个，无线电工业8个，船舶工业5个。到1959年底，兵工系统共建成了大中型企业100个，国防工业布局也相应得到改善，国防工业初具规模。

从仿制到研制，周恩来重视缩小与世界军事强国的技术差距。以仿制为起点，缩短武器研制时间，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路子，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1950年10月，周恩来在与斯大林会晤的过程中，请苏联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1952 年夏天，他再次提请苏联“提供制造下列武器的资料:122毫米榴弹炮、37毫米炮和 67.2 毫米野战炮”。从 1954年开始，依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我国开始从仿制苏式淘汰的旧装备转向仿制苏式现役装备。经过不懈努力，在 1954 年仿制成功初教5 初级教练机，1956 年仿制成功歼5型飞机，20世纪60年代仿制定型歼6、歼7型战斗机和轻型、中型轰炸机。各类舰艇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仿制成功。空空、地空、岸舰、舰舰等导弹也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仿制成功。到 1962 年底，军队常规武器所需品种和数量基本上可由国内生产解决。

正是在周恩来的具体运筹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大量仿制的武器装备相继装备我军部队，从而大大缩短了我军与外军常规武器装备的距离。尽管仿制武器装备取得很大成绩，但周恩来清醒地看到，我们必须要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走自力更生的路子、搞出我们自己的武器谱系。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先后试制成功近百种武器，包括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大口径的榴弹炮、小口径的高射炮、野战炮及配套的弹药、多型号的雷达、装甲输送车 ,走出了一条从仿制入手 , 逐步过渡到自行研制的发展道路。我军的常规武器装备 , 也完成了从购买、仿制到自主化的历史性跨越。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及其领导体制、工业向较高水平发展

周恩来鼓励向尖端技术进军，向“两弹一星”进军。尽管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装备技术落后，但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认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把高技术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作为抢占军事科技制高点的突破口。1952年，周恩来与朱德、彭德怀等人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发展原子武器、火箭等特种武器问题，征询了有关科学家的意见。1955年，他召集钱三强、李四光等人，听取发展核科学技术的可能性汇报，判断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他当天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同年10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和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突破美国当局的重重阻挠回到祖国。第二年初，周恩来即请钱学森写一份怎样组织航空、导弹研制机构的意见。2月28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后，报送毛泽东等人，从而揭开了“两弹一星”工程序幕。

作为“大管家”，周恩来还把不多的外汇家底拿出一部分，委托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及出国开会的人员，进一些核研制设备和图书资料，同时亲自主持与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的谈判工作，积极争取苏联给予援助。1958 年 10 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组建了酒泉综合型导弹航天发射试验中心，中心位于戈壁腹地。周恩来深知这个试验中心对于国防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意义，曾在出国回国途中前后 6 次抵达中心，亲切看望慰问中心干部战士、职工家属，视察中心建设，指导试验任务。对于“两弹一星”工程的一些重要试验，身为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不但亲自听取汇报、仔细询问有关情况，还多次具体组织协调全国各方面力量。有重大试验任务时，他日夜守候在电话机旁，运筹指挥。他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科研试验方针，至今依然是指导我国国防科研试验的重要方针。

周恩来重视发挥制度优势，建立灵活有效的武器装备建设领导体制。1950 年 5 月，周恩来决定在政务院下属的重工业部成立兵工办公室，主抓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1951年1月，周恩来又亲自担任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之后短短几年，为适应快速发展的军事工业，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对领导体制和部门进行了多次调整。1958年10月，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标志我军武器装备有了一个集中统一的管理机构，为全军装备管理有序化、科学化提供了制度保证。1961年，周恩来又提出“为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口，在党内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负责”。1962年11月，为了确保原子弹研制更为顺畅，一个最高层次的协调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周恩来挂帅。该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共组织召开会议 13 次，极富成效地组织了全国性大协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奠定了领导基础。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摸索出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实现重大专项取得快速突破的重要法宝。

周恩来坚持军民融合，制定国防工业发展方针。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民两用原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探索形成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1954年，他批示“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其过剩者应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两年后，他又指导第二机械工业部于 1956年制定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他要求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而且民用工业也要有两套本领，“在平时要有战时的准备，以便在一旦爆发的情况下就能够迅速地转到战争的轨道上来”， “民用工业没有为军事服务的观点，军事工业没有为民用服务的观点……都是不利的”。而且，周恩来还对军民结合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据钱学森回忆：在一次研究“两弹”工作的专委会上，周恩来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显然这种认识已经突破了简单意义上的军民结合，进入到建设经验及模式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更高境界。

周恩来作为我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从1924年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到 1976 年逝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为人民军队发展、为国防建设贡献了毕生心血和全部智慧，特别是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和国防军事工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新中国国防构筑起一道伟岸的长城。他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道，摸索出的适合国情军情的武器装备建设发展道路必将继续发挥其历史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