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饰看《金瓶梅》：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金瓶梅》的服饰研究目前尚很薄弱
《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服饰制度及服饰的丰富性，是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所没有的。与《金瓶梅》几乎同时期的《水浒传》（说唱成于元末明初、刊刻于明中期、通行本于明晚期），服饰描写与叙事算是丰富的，沈从文晚年的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有专节论及《水浒传》及明人绘水浒画。沈先生指出“衣着形象描写相当清楚”，男性方面的特点是“素朴”。沈先生也指出《金瓶梅》里的服饰“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过，从沈先生的论述看，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一、沈著有专节论述《水浒传》而没有《金瓶梅》的专节；二、《金瓶梅》里的服饰不是素朴而是华丽的（前文所引即可证明）。
哈佛学者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里，以教化叙事不如人性的复杂和幽微叙事，反复申诉“词话本”不如“绣像本”。如田晓菲说西门庆的形象，“绣像本的描写比词话本中那个比较常见的、比较漫画化的浪荡子形象更加复杂和全面”。其实，就服饰而言，“词话本”比“绣像本”丰富多了。特举一例：“词话本”第五十九回写郑爱香儿的服饰“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
两两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文字的意味寡谈了许多。“词话本”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除了作者有些“炫技”外，实际上是小说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重要“构件”。如果这个话题有些“靠谱”，那么，如同“金学”远不如“红学”那样“显学”，《金瓶梅》的服饰研究似乎也很薄弱。
再举几件个案，以证《金瓶梅》的服饰描写与叙事前无古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写尽晚明繁华，对于庙宇、楼台、街市、居家、人物、器物、酒肆、茶楼、美食、游冶、戏曲、评书、礼祀、节庆等等，都有详尽且妙笔生花的记录，却没有服饰的记录。晚明屠隆的《考槃馀事》，几乎写尽人间乐事器物，共分“书”“画”“纸”“墨”等十五笺，只在“起居器服笺”中有很少一部分谈及服饰。谈及的也只是简单的“禅衣”“道服”“冠”“披云巾”和“文履”（顺便一说，后人有人认为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仅此看，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再作横向比较，更能看出《金瓶梅》在服饰描写与叙事上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初版于1930年的《图说日本服饰史》(高桥健自著，李建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日本服饰史的筚路蓝缕之作。这部服饰史（起于大约公元6世纪的“飞鸟时代”至仿效欧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期”）所提供的服饰样品与个案，总共不过300件左右。如果专门编一部《金瓶梅服饰谱》，其样品和件数肯定不会少于《图说日本服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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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里的服饰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锦的描写与叙事，《金瓶梅》还不止于在服饰的制度，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金瓶梅》里的服饰，还涉及到服饰织造的规模与服饰的商品价位（这对于明代经济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说规模。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府上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一段是：“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一段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月娘则有“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祆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词话本”为此专为西门府上做衣服的赵裁缝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绣像本”无此诗）。起首便称“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靿”。从裁缝的繁忙到服饰的呈现，其规模和数量，几乎难以估计。
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拐骗发家，到后来开段（缎）铺（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这表明：一、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二、当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门庆立段铺开张”，开张货物“共装二十大车”，开张喜宴“十五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还有官场中人夏提刑的礼物，其场面之铺陈和热闹，可见当时服装业的繁荣——这哪里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素朴”？
再说服装的价位。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两银（为李讨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赵裁缝为西门府上做衣服工钱五两等。可见，服装动辄以两、几十两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第七十回里有一张皇帝嘉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皇帝奖赏最高者五十两，最低者五两。与西门府上妻妾的服饰价位比，皇帝嘉奖的最高价位，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皇帝赏给某大臣的五两，只是赵裁缝为西门府上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钱。
再看，西门府上的丫鬟买出卖进，大约一个值四两至七两（见第三十回，李瓶儿买一丫头，讲价从七两五钱讲到七两成交；第三十七回，四两一个）；西门庆纵欲身亡后，西门府上作“鸟兽散”，曾是西门庆小妾的孙雪娥只卖了八两（见第九十回）……据一明小品所载，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约一两五，戚继光的士兵军饷月银一两。明中期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十钱（一千文）。那么一钱可以做什么呢？第六十八回，西门庆请娼门四女献唱，打发的钱是：四妓女每人三钱、厨子五钱、倒茶小儿每人二钱、丫头桃花儿三钱。可见一两银子是可以做许多事的。这般看来，西门府上的服饰，大都是“天价”。
《金瓶梅》中奢华服饰与“本朝之制，敦尚节俭”的对比
凡涉明史，我们知道，“本朝之制，敦尚节俭”（明·刘侗等《帝京景物论/方逢年/序一》），但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服饰。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其经济与文化非常繁华。对于后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写得清楚：“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还特别指出“这些地区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海外史家于此注意到了“丝”与“棉”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丝、棉、绸、缎相关的产业和工艺的繁荣。由于日益壮大的服饰产业所带来的赋税与管理等，明中央政府专设“织染杂造局”（《明史/职官四》）。
正是这一“快速增长”与“繁荣”，为《金瓶梅》里锦绣灿烂的服饰（尽管有些是小说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节俭”于此，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便“销声匿迹”。我们知道，《金瓶梅》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阳谷县，在《水浒传》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小说中有山东方言）。如果通过《金瓶梅》的小说文本来看，再通过小说中描写的西门府上的亭台楼阁来看，很显然，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崇祯绣像本《金瓶梅》的插图（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谋生地，正是明后期中国出版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区。如果从“绣像本”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说里的事件、人物，特别是生活细节，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南边”）。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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