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虹：理解中晚唐河朔藩镇演变的钥匙

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一直是唐代藩镇研究的中心议题。河朔藩镇与中央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学界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河朔藩镇“具有游离性（摆脱中央的倾向）与依附性（不否定中央的倾向）并存的双重特点”（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的结论。然而我们仍然要追问，河朔藩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也即河朔藩镇何时表现出来与中央的依存关系，何时表现出不听朝廷政令的倾向，以往的研究却未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事实上，河朔藩镇的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界限就在于“河朔故事”是否得到遵从和执行。当唐廷遵从“河朔故事”时，河朔藩镇就会表现出其“依附性”的特征。唐廷对“河朔故事”的因而从之，换来的是幽州节度使刘济对朝廷的“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和“东北晏然”的局势，换来的是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的“恬然守善”“岁贡货财”。河朔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两税法、向朝廷申报户籍，会昌灭佛期间遵守唐朝法令在辖区内推行灭佛措施。强大的河朔三镇甚至还可以是唐廷讨伐其他叛镇时所倚重的重要力量。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军刘稹之乱时，宰相李德裕明确向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表示：“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在这次讨伐叛军的行动中，魏博和成德两个河朔藩镇都出力甚多，这在出土的墓志铭中已经显现得越来越清楚。显然只要“河朔故事”为唐廷所承认，河朔三镇便乐于为唐廷所用。“河朔故事”事实上确认了唐廷和河朔强藩是天下共主与“诸侯”的关系，对河朔藩镇的节度使而言，这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机制，而上述行为无疑是河朔三镇对此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但是，当“河朔故事”被否定的时候，河朔藩镇就会表现出与唐廷之间的对抗性。唐宪宗进行的削藩战争虽然一度打破河朔藩镇的割据局面，但是最终仍然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引起了“河朔再叛”。其中，魏博镇的史宪诚首先趁乱以“河朔故事”笼络人心，被拥立为新的节度使。唐廷与河朔三镇之间的平叛与反平叛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河朔故事”被重新承认，方才结束。这说明，在中晚唐的历史条件下，“河朔故事”已经成为调节唐廷与河朔藩镇关系的重要因素。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学界常常引用会昌年间李德裕所说的“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资治通鉴》）来作为河朔藩镇对唐廷具有依附性的一条重要证据。河朔藩镇节度使既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同时也是藩镇军人集团中的一员，其权力基础并非完全来自朝廷授予，还需要来自本镇军队的支持。严复曾说“考为上而为其下所推立者，于中国历史，惟唐代之藩镇”，河朔地区的藩镇无疑更加具有典型性。所以李德裕的说法并不能完全成立，甚至对那些割据性并不强的其他河朔藩镇（如易定镇），唐廷虽然可以任命其节度使，但是其人选却也经常只能顺势而为，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唐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都已经不得不接受一个河朔藩镇社会集团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