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装扮成叫花子的情报官

　　隐蔽斗争

1930年，项与年在组织安排下到中央军委机关执行情报与联络工作。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中央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李克农等先后撤离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负责军委秘密联络点的项与年，凭借忠诚坚定的信仰和机智沉稳的性格在上海潜伏下来。

1934年3月，应莫雄之邀，受组织指派，项与年前往江西德安担任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的情报参谋。

在这个岗位上，他协助莫雄用不到6个月的时间，演绎出德安专区“共匪”被“剿绝”的景象。这不仅迷惑了敌人，也帮助莫雄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莫雄因此获得了“传令嘉奖，考成第一”的通报表扬，同时有机会获取更为重要的核心军事机密。牯岭会议后，项与年历经艰险传送情报，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长征先遣侦查队，但很快又被上海地下党召回。项与年辗转回到上海，见到了他的上级刘子华，接受了一项新的行动任务——破坏敌人运输供给线。在沪期间，他抽空看望了年仅16岁、不得不留守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崇德。随后，他带领刚刚结识的两名爆破队员赴南昌执行任务。然而，轮渡刚到南京下关码头，他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危急关头，项与年既没有冲动反抗，也没有张皇失措，他仔细回想和随行队员来往的每一个细节，冷静分析两位同行队员的言行态度，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其中一位久未露面的王姓队员，如果不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就是临危叛变了。同时，他研判自己应该还没有暴露，依据是当初与两位队员见面时，刘子华为了安全起见在介绍项与年的时候刻意说项与年是自己在国民党的一位朋友，恰好要去南昌找工作，所以请其顺路带两位找住处、买所需品（爆炸品）。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刺探、盘问、审讯与威逼，项与年始终沉着应付，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他交代了一些虚渺的信息，如自己早年加入国民党，因目睹国民党种种不堪而意志消沉，但自己绝不是共产党员。同时，交待了与刘子华的交往，说此行纯粹是顺路而已、受人所托等。对这些说法，敌人都信以为真。一天夜里，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他巧妙地逃离看管，很快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并获悉了上海中央要求他逃离的决定。他乔装成商人，星夜出发，奔向赣江，换乘火车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他如此大费周章，变换行程，是为了不暴露行动目标、不把危险带回上海。项与年临危不乱、随机应变、机智果敢、全心保护组织的举动，受到上级的高度赞誉，党组织授予其“反特斗争胜利奖”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