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书流传的“名人效应”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可见叶氏从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

这方面，如对于袁枢的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习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