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书流传的“名人效应”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

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