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姓氏浅淡

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到今日，其间具体的姓氏有增有减，有生有灭，比如曾见于孔子门徒中的“漆彫”、“壤驷”等姓氏后世都已绝迹，而“呼延”“尉迟”等姓又在某些时代加入了姓氏大军。姓氏为一个文化整体，始终活跃于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心理民俗等方方面面。

比如，中国历朝都有帝王赐自己的姓氏给功臣宠臣的情况，吴人俞韶为孙策所喜，赐姓为孙；西魏王杰因战功卓著，赐姓宇文氏；唐代罗艺因归顺李渊，赐姓李氏。赐姓其实是帝王用建立拟血缘关系、结成假定意义上的“同姓”的办法，对臣子进行褒奖的一种方式（对叛臣逆臣则以剥夺赐姓进行惩戒），以激励臣子效忠。姓氏在这里与金银玉帛等有形物质本质上相同，成了政治手段的一部分。

再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姓氏汉化和汉姓少数民族化的现象，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姓氏汉化，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著名，当时曾一次就将一百四十四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拓跋氏改姓元、独孤氏改姓刘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其实汉姓少数民族化也不罕见，北周时期蔡、张、周等汉姓改为大利稽氏、叱罗氏、车非氏，宇文泰赐李弼姓徒河氏，赐赵贵姓乙弗氏，赐杨尚希姓普六茹氏，都是汉姓少数民族化的例证。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与汉姓少数民族化丰富了中国的姓氏，而姓氏在这里也成了民族融合的证据。

又如，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复音姓氏单音化的现象，东汉末年应劭著《风俗通·姓氏》，一共收录了五百多个当时常见姓氏，其中复音姓就有一百五十余个，几乎占了全部姓氏的三分之一；而至北宋初年钱塘儒生编著《百家姓》，同样收录了五百多个当时常见姓氏，复音姓却只有六十个，仅占全部姓氏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复音姓转化为单音姓，或是通过连读、失音、弱化、同化、缩读等语言学方法，自然压缩姓氏长度；或是通过人为删减，对多音姓只保留一个音节，无论怎样，都是“经济原则”在起作用，也就是在确保姓氏识别、区分功能的前提下，人们有意无意对语言活动中的力量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实现能量消耗的最小、最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