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成语形成于明代，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有关

“夜郎自大”一词最早见于明安世凤的《墨林快事》一书，其卷七“李后主”条言：“既非奇而铨甄，又非据夜郎自大，而一时佞谀之口，因而嘘之。”此条后记时间为“天启甲子七月晦”，天启四年，即1624年。又《天启实录》卷八十一记天启七年（1627）二月乙巳（初八）蓟辽总督阎鸣泰疏亦用“夜郎自大已久”之语。明戴澳《杜曲集》卷十“书潘嘉客墨谱后”记“能复夜郎自大耶”。其署己巳年，即明崇祯二年，亦即1629年。此时“夜郎自大”为“妄自尊大”的义项已经形成，并被广泛使用。周文郁崇祯十二年（1639）始成书的《边事小纪》卷四《毛大将军纪略》篇有“雄视海外，夜郎自大，信口而谈，罔识忌讳，其迹固有可诛者”之语。可见“夜郎自大”一词在天启年间被广泛使用。

为什么是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候形成“夜郎”与“自大”相联系的说法，以至天启年间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形式呢？这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不无关联，其中涉及的原因或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流官的不断进入。明代贵州建省，开始了流官治黔的新时期。明之前，历代中央王朝也在贵州设立郡县，但主要依靠本土民族首领间接管理，中央派到贵州的流官甚少。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对（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作了统计，结果为“汉至元1600多年，中央入黔的官员有案可查者，从楚庄蹻与汉唐蒙算起，仅仅110人。贵州建省后，明清两代五百数十年，中央入黔的官员大增，县以上的共达2137人”。书中认为，这些客籍流官入黔，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成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明正统四年（1439）到崇祯十年（1637）198年间，明代贵州中进士者130人，其中军籍子弟18人，官籍子弟33人。”如上述王世贞，其祖王倬于成化十四年（1478）考取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显然，王世贞能用夜郎来描述和自嘲，一方面应该有其祖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与曾做过贵州提学佥事的吴国伦交往甚厚，对贵州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其次是贵州人才的培养。据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的统计：“贵州以开闱乡试为界，此前的160多年间，只出了30名进士，546名举人。而此后到明末的107年中，就出了107名文武进士，1213名文武举人。举人进士的成倍增加，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民国学者杨恩元曾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贵州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如谢肇淛为杨师孔《秀野堂集》作序言：“吾友杨君愿之，鹊起夜郎，才具横绝一世。”又曰：“夜郎自青莲、龙标过化之后，鸿蒙之气郁勃未宣，历千年而后，得愿之神秀所钟，固非偶然。”因此，夜郎是明代学者借用《史记》的记载对贵州的描述，本无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