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韩国学习？新加坡如何解决青年“婚恋难”

■　吕元礼　陈飞帆

近年来，“婚恋难”现象成为国内社会舆论的焦点。一方面，农村男女比例不协调、适婚女青年大量流出、高昂的彩礼钱催生了农村地区适龄男性“婚恋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倾向于晚婚或者根本不结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交网络，更改变了亲密伴侣关系的唯一重要性。一些人无须依赖婚姻便可获取生存资源、社会地位和情感慰藉，婚姻成为一项非必要品。但是，时下国内大部分的大龄青年“婚恋难”难在向往婚姻而不得之。事实上，青年“婚恋难”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滋生出的社会问题，关键要看如何化解，如何帮助他们过渡到一个更高水平的生活状态。纵观国际视野，与当下的中国一样，新加坡在发展中也曾面临过类似严重的青年“婚恋难”问题，尤其是高学历女性无人问津的情况，对此，新加坡政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

通过“婚嫁大辩论”解放国人思想

据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最优秀的女性基因若没有得到遗传，这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原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人普遍还存有传统的文化偏见，即女性只愿上嫁而男性只想下娶，再加上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新加坡一时出现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因找不到与之匹配的男性而过剩，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却因找不到老婆而发愁，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这种“婚恋难”问题非常棘手，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近乎一半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女大学生选择独处。而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的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进行了适度的干预。先是时任总理李光耀针对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在国会上发表了“婚嫁大辩论”的演讲，这场演讲随即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