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粪池的变革之路：掏粪业曾有“粪霸”

4 从“屎壳郎”到全国劳模

说起掏粪工人，不能不提原崇文区清洁队工人时传祥。

时传祥15岁到北京当掏粪工人。新中国成立前，他给粪霸干了20年，受尽了剥削和压迫，被人叫作“屎壳郎”。新中国成立后，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当选了原崇文区人民代表和北京市政协委员，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原崇文区清洁队将时传祥所在班组命名为“时传祥班”。这个班的工人在时传祥的带领下，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高尚精神，受到社会尊重。本报1959年11月9日7版《掏粪工人翻了身 努力工作齐跃进》一文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过去住户们都反映，中午的时候大家正吃饭，最好不要去掏粪，时传祥就带领班组每天中午去掏公共厕所，躲开住户的吃饭时间；有些院子比较狭窄，遇到晾衣服时，掏粪一不注意就容易沾上，他们在掏粪时，就事先给住户打招呼，或者主动把晾的衣服拉开，等掏完了再帮助晾好；过去掏粪工人光管掏粪，洒在地上的不管，时传祥带领班组用扫帚扫了又扫，掏完粪还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1959年10月26日，时传祥和全国各地6000多位英雄人物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当时举办的群英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刘少奇一见时传祥便和他亲切握手，并且说：“这是老时吧！”时传祥心想：“刘主席怎么认识我呢？是不是因为报纸上登了我的照片，因为我是个光头，一认就认出来啦！”当刘少奇得知时传祥才认识二三百个字，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就又是批评又是鼓励地说：“老时啊！一个先进生产者，一个共产党员，光工作好不行，各方面都得好。我们的事业越来越发展，要没有文化哪行？我都这么大年纪啦，现在还学习呢！你才四十五岁，时间还不晚。以后要好好学习，阳历年的时候给我写封信。”说着，刘少奇从自己上衣口袋中拿出一支金笔递给时传祥。（1959年11月16日《北京日报》3版，《把党的话记在心里》）

1959年12月26日，距离约定正好两个月，时传祥平生第一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才308个字，信写好后，时传祥激动得一夜未眠。他感慨：只有新社会呀，掏粪工人可以给共和国国家主席写信！收到信，刘少奇也很激动：“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的国度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传祥开了个好头，好老时，有毅力，有气魄嘛！”（2005年4月25日《北京日报》9版，《我骄傲，我是劳动者》）

5 京城告别人工背粪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二环路以外三环路以内地区的厕所共有2800多座，日产粪便900多吨。那时候，清掏粪便最大的困难是，一些地处狭窄小巷的厕所，被违法建设堵塞道路，抽粪车无法进入该地的厕所，还有些厕所没有粪井。所以，这些厕所还只能靠人背桶掏粪，可掏粪工人又招不进来，难以做到及时清掏。（1984年9月12日《北京日报》2版，《二、三环路之间地区掏厕问题急需解决》）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北京城区危旧房改造步伐加快，很多人告别平房住进楼房。但是，仍有一些居民住在狭窄拥挤的大杂院内。有的居民院内的厕所与机械抽排的粪井不相通，还有少数公厕因胡同太窄进不去抽粪车，依旧要靠环卫工人手工清掏。（1997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最后一个背粪班》）

根据本报2000年12月12日7版《“时传祥”告别粪桶》一文报道，当年年初，东城区启动折子工程——“改造人工背掏旱厕工程”，到年底时，北京城区最后32个死坑旱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旱厕有的被彻底填平，有的在原址上改建了水冲式厕所。最后一个背粪班的6名工人由此卸下粪桶，京城人工背粪的历史在20世纪末划上了句号。

本版文字：贾晓燕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