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落地10年效果如何？媒体：大量生产　大量废弃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他说，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无中生有，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分类垃圾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但在蒋高明看来，眼下可以去尝试的事情，不止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