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打倒列强除军阀

首先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实际上主持会议。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担任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反而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最终获选的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名。而原本应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更是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势。对此，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更是认为：“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其次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来对蒋介石予以回击。

当时的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中山舰事件是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蒋介石在制造事端后，迅速地释放了被捕人员，并发还所缴的枪支，惺惺作态地说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宣称要“自请从严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