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记者：经侦题材、真实案件既是《猎狐》的“看点”也是创作“难点”，十分考验编剧讲故事的能力。《猎狐》如何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如何寻找与观众的共鸣点共情点？

赵冬苓：我到公安部采访的时候，曾经和经侦局相关负责人深入交谈，有两句话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句是要跳出“猎狐”写《猎狐》。不能只写公安干警如何抓人，而要写我们国家多年反经济犯罪的斗争。这就把创作的疆界大大扩展了。第二句是创作不能只写公安干警，对犯罪分子也应当写，把每个人面对诱惑如何陷入困境不可自拔的过程写好。这两句话是我创作《猎狐》的指导理念。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性面对金钱的诱惑表现出来的脆弱，发人深思。改革开放特别是股市开放以后，各色人等面对经济潮水冲击的表现，是我在《猎狐》中着力去写的。所以，写经济大潮中的人生百态，是我们的创作主旨。也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引起观众共鸣，从中认出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剧中人面对的考验，每一个观众都可能面对。听到许多观众在说，剧中人做过的事情，他们也做过。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共鸣共情吧。

记者：的确，这个故事最牵引观众的就是人物的选择和命运。围绕“猎狐”这条主线，公安干警、犯罪分子、各色人等渐次登场，人性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复杂逐渐呈现。《猎狐》人物刻画的着力点是什么？如何捕捉人物的典型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