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2020-05-27 08:28
“在红区,一个人穿着防护服,如果不写名字,你分不清这个人是医生还是护士,分不清年龄,甚至分不清性别。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这其实是让红区的故事更加纯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纯粹。”在那样一个“模糊个人信息”的环境里待了许久,范士广感觉自己对医护人员的认知更加清晰、深刻。
在红区蹲守时,范士广与一位护士坐在走廊聊天。她在这里照顾的一个病人前不久突然去世了,病人的手机留在了铁柜子里。去世那天晚上,手机不停地响,直到没有电。
另一个护士告诉范士广,护理完一个无人陪护的去世病人之后,她把床推到走廊里,坐在大概10米的位置,像亲人一样陪着他坐了10分钟。
这两件事对范士广触动很大。“进入疫区,我们真正观察到的,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纯粹,是更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范士广意识到,无论是插管医生、护士还是清洁阿姨,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个人记忆。“我们不应该只有宏大的叙事,一定要有个人回忆与经验的叙事。”于是,在主体性拍摄之外,范士广开启了一个计划——采访100个医护人员,做一个口述史。
在制作时,范士广与后期剪辑师起了争执。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剪辑师,分集导演认为这个片子应该更像一个“片子”——叙事要有结构与逻辑,有精妙的设计和技巧性的勾连。但范士广认为,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想留存更多个人记忆,而不是因为剪辑需要把个人的记忆碎片化破坏掉。“不能为了完成叙事去消费别人。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么做是不是对得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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