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看毛泽东对本人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三、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持慎重态度

毛泽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国际上进行宣传，持慎重的态度。这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性思考和认识有关，也与他在对外交往中一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包括反对苏共“老子党”的态度相关。

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提法或论断十分坚持，体现出他一贯的理论与实践自信。1954年 8月 1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重新为中央起草的给波立特的复信，不同意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的头两个自然段删去的提议，并指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269页。）1958年 10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为转载《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所写的按语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483页。）1961年 9月23日，在会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询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该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又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25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又十分谨慎。1956年 3月 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他们进行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卷，第 546页。）1958年 9月 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了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当他们说读过《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时，毛泽东表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431页。）1962年 12月 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等，当拉格尔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173、174页。）事实上，从七大论述毛泽东思想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这也是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1964年 3月 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多黎各学生代表。客人说：您的著作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全世界。毛泽东说：“供你们参考。你们要根据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抄外国的经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第 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