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中国人怎么搞环保？

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龟，多放池中”。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某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老陈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宋政府也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爱人，仁之事耳。”程颢尝见一蝎，“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反复思虑，终于未杀。可见“仁”的直接影响力之大。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虎，朝廷予以奖赏。

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