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庐山会议：两次都是中途变局和冗长的检讨

以上比照1959年和1970年前后两次庐山会议的相似之处，仅举三例，已可见其大概。若各以四字点评，可分别为：诱敌深入，突然袭击，穷寇必追。其他还有相似的批判斗争方式、相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相似的定性判词（“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相似的组织处理，以及相似的大会总结与通过的决议、公告等等，可比照与可写之处还有很多。就这两次会议的各自影响来说，似乎各不相同，但若就其影响的大而广而言，也有相似的地方。1959年这次会，直接导致了继续“大跃进”后的大匮乏、大饥荒，不得不在3年后的1962年，再开一次“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来挽救生产和经济的颓势。而1970年的会，则引发了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边调查，边“吹风”，8月30日在由长沙去南昌前夕，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谈话，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预示尚有下文。果然不及半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掀起了新一轮的接班人之争。

如果再往深处思考一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节指出，“文革”前10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第21节又指出，“文革”的发生，“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两次庐山会议，正好一前一后，以相似的方式，为这座“一言堂”的建立，起了相似的进一步加强加固的关键作用。这确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2009年8月18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