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庐山会议：两次都是中途变局和冗长的检讨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

【两次会议　一个版本】

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的。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讲的词汇，达到的目的，无不似曾相识，稍有异同，但大同而小异。巧合多了，就不像巧合了。

马克思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第二次出现的事变和人物，马克思又称之为“再版”和“同样的漫画”。证之以两次相似的庐山会议，不妨称后一次是前一次的“再版”，实际是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