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庐山会议：两次都是中途变局和冗长的检讨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