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曾把彭德怀看作三国时期哪名叛将

西方哲人有一种说法：“历史乃哲学用以教人之实例。”这是一种高屋建瓴，以哲学眼光俯察历史的史学观。毛泽东读史就富有这种俯察历史的眼光。他善于站在哲学的高度调遣史例，统帅史例，善于以史例证明哲理。他批注史书的许多语言，都是哲学语言。《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记有石勒杀王浚的情节，毛读后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后汉书·陈实传》记有某梁上君子因受感动而向陈实叩头请罪的情节，毛又批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这些批注，既是以哲理统帅史例，也是以史例证明哲理。

毛泽东的哲人气质还特别表现在他的咏史诗中。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厚重的中国史，毛表现出了一种“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恢弘气度。“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贺新郎·读史》）毛泽东就是这样提纲挈领、俯察审视，勾画出了人类社会从蛮荒的原始社会，到青铜文明，再到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历史家，明显地具有“博通”的特征。毛读史，重在博通，而不在专门，毛的历史学识具有广博、弘通的特点，上下五千年，纵横各方面，毛泽东都有涉及，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于许多历史典籍的学术价值，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如说《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评语是不熟读《通鉴》便不能道出的，又如他说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也是不遍览西汉政论文章便下不了的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