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曾把彭德怀看作三国时期哪名叛将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史学观念中就已有了“行动史家”的基本思想。他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中这样表述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历史者，观往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观往事，是为了“制今宜”，“制今宜”就是用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公理、公例）观察社会，指导实践。为了“制今宜”就要以紧迫的态度去探求公理、公例。毛泽东一生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建立红军根据地，防止流寇倾向，他研究了李自成、张献忠的流寇主义；为防止党内骄傲情绪，他又推荐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整风读物；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读史心得用于指导干部工作，曾由三国人物郭嘉的足智多谋论证了谋与断的关系，以促使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

在各种史著体裁中，毛泽东尤其爱读人物传记。其原因大概与他是个“行动史家”有关。人物传记往往能更多地满足这位“行动史家”的需要。因为，一是古今人物颇多相似之处，古人传记较之其他史著体裁更为切近今人，二是人物传记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最为广泛丰富，最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

中国的历史遗产虽然丰厚，但却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毛泽东虽然从中吸取过大量精华，却也受到过许多负面影响。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把彭德怀看作是三国时的叛将魏延，他特别欣赏《后汉书·张鲁传》中“置义米肉”的记载，以为找到了办公共食堂的历史根据，他不恰当地以古喻今，以断李秀成为叛徒来隐喻瞿秋白晚节不忠，并非烈士，他还以评法批儒作为所谓阶级斗争的工具，等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曾受过中国历史遗产中封建因素的不良影响，说明他在处理中国历史遗产的方法上存在着一定误区。这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家存在的缺憾。关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缺憾和教训，以往人们总结得并不够，今后仍需要人们特别是毛泽东研究者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这一伟大人物，并提醒后人，引为鉴戒。（《学习时报》）